预算外资金财政分成管理暂行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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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外资金财政分成管理暂行规定
预算外资金财政分成管理暂行规定
吉林省人民政府
为进一步加强预算外资金管理，逐步理顺分配关系，充分发挥预算外资金运用的整体效益，不断增强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制定本规定。
一、地方各行政、事业单位按国家和省的有关法律、法规、规章以及政策规定所取得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各种专项基金、资金、附加收入以及其他预算外资金收入，均按本规定实行财政分成。
二、各行政、事业单位预算外资金原则上按收入总额20％的比例上缴财政。对预算外资金实行抵顶财政拨款办法的单位，也按上述比例上缴财政。已纳入预算内的行政性收费收入要按上述比例相应压缩财政支出。
考虑到我省公路建设、育林事业发展的实际情况，对省交通厅统收的养路费、省森工集团公司和省林业厅集中的预算外资金实行统一上缴省财政的办法（上缴办法另定），市、州、县不再进行分成；市、州、县交通、林业收取留用的养路费、育林基金，由市、州、县政府确定上缴财政
办法。由省工商局统管的工商行政管理费，实行由省统一核定比例、市州县工商局直接上缴同级财政的办法（上缴比例另定）。
三、省直在长单位的财政分成收入，由省财政组织收缴，列入省级财政预算；省直在外地的单位，由市、州、县财政组织收缴，列入市、州、县财政预算；市、州、县级单位的财政分成收入由市、州、县财政组织收缴，列入同级财政预算。
四、财政部门要根据各单位预算外资金收入情况，下达单位年度财政分成收入计划。各单位要按月计提和上缴财政分成收入。对不按规定及时上缴的，财政部门可从单位财政专户储存资金中直接扣缴，或相应减少预算拨款。
五、各单位的预算外资金收入必须按规定及时足额存入财政专户，不得隐匿、转移或坐支收入。对未经省政府批准不按规定上缴财政专户的预算外资金收入，一律按“小金库”处理，其资金全部收缴同级财政，并追究有关人员责任。
六、对因实行财政分成办法收不抵支和确有困难的单位，各级财政部门可根据单位实际情况，适当予以补助。
七、各级财政、审计、监察等部门，要切实加强对各单位预算外资金收支情况的监督和检查，保证预算外资金分成收入及时、足额上缴入库。
八、原规定经有关部门批准的从收费中集中的各种基金、附加一律停止执行。
九、各市、州、县可根据本规定确定具体的分成项目、比例及实施办法。预算外资金分成收入缴库、核算的具体办法由省财政厅另行制定。
十、本规定由省财政厅负责解释。
十一、本规定自1996年1月1日起施行。
1996年3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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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白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大理白族自治州农村特困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试行办法》的通知
大政办发〔2006〕13号
大理白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大理白族自治州农村特困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试行办法》的通知
各县市人民政府，州级国家行政机关各委办局（司行社区）：
《大理白族自治州农村特困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试行办法》已经州十一届人民政府第39次常务会议研究同意，现予印发，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六年二月九日
大理白族自治州农村特困居民最低生活
保障试行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建立健全农村社会救助体系，规范农村特困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解决城乡困难群众生活问题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结合我州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农村特困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是指政府对家庭年人均收入低于当地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农村特困家庭实行救助的制度。
第三条 农村特困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应当遵循保障农村特困弱势群体基本生活的原则；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坚持国家保障与社会帮扶相结合，鼓励劳动自救的原则；坚持保障资金由政府财政承担的原则；坚持属地管理的原则。逐步实现将所有符合条件的农村特困居民都纳入保障范围的目标。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农村特困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的领导，配备相应的机构和人员编制，并安排一定的工作经费。县级以上民政部门是负责实施本级行政区域内农村特困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的主管部门。
县级民政部门负责辖区内农村特困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具体管理工作；乡（镇）人民政府在县级民政部门的指导下负责辖区内农村特困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的组织实施；村（居）委会受县级民政部门以及乡（镇）人民政府的委托，承担农村特困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日常管理和服务工作。
各级财政部门负责农村特困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的筹集、审核、拨付和监督管理。
教育、卫生、工商、税务、国土、建设、农业、扶贫、水电、劳动、司法等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对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农村居民，在生产生活等方面按有关规定给予照顾和政策扶持。
第五条 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为农村特困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提供捐赠、资助，所提供的捐赠、资助资金纳入最低生活保障社会捐赠专项资金，专款专用。
第二章 保障对象
第六条 持有我州常住农村户口的农村特困居民，凡家庭成员年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政府确定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经批准均可享受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
（一）家庭主要劳动力因身体残疾，生活常年处于特困状况，仅靠自己的力量无法维持生存，必须依靠政府救济和社会帮扶的农村特困居民。
（二）家庭主要劳动力因长期生病，丧失劳动能力，其家庭成员大部分或全部无劳动能力、无依无靠、无生活来源的农村特困居民。
（三）因各种客观原因，造成未成年孤儿和孤老生活无着落，既无法定抚养、扶养、赡养义务人又无生活来源，又未享受农村五保供养待遇者。
（四）农村中因患麻风病、精神病、艾滋病等造成家庭特殊困难的人员。
第七条 农村五保户按国务院《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规定落实五保待遇，暂不确定为低保对象。
第八条 属法定劳动年龄且有劳动能力的（在校学生除外）农村居民，无正当理由不参加劳动或者违反计划生育超生的，不能确定为低保对象。
第三章 申报和审批程序
第九条 农村居民申请低保待遇，按下列程序办理：
（一）由户主或村民小组向其户籍所在地的村（居）委会提出申请，并如实填写《大理州农村特困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申请书》。
（二）村（居）委会对申请人进行调查、核实、评议，提出初审意见，填写《大理州农村特困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审批表》，报乡（镇）人民政府审核。对不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应当做好解释答复工作。
（三）乡（镇）人民政府负责对村（居）委会报送的申请对象在10个工作日内完成调查审核、上报。要通过入户调查、核实、邻里访问及家庭收入计算等方法，对申请人的家庭人口、经济状况和实际生活水平进行调查核实，符合条件的签署审核意见并将全部材料上报县（市）民政局审批；不符合条件的，退回村（居）委会并做好解释和答复工作。
（四）县（市）民政局负责对乡（镇）人民政府上报的农村居民保障对象在10个工作日内进行抽查和审核，对符合低保条件的进行审批，审批后将结果以书面形式通知乡（镇），由乡（镇）转告并委托村（居）委员会在自然村内张榜公布7天以上，做到保障对象、保障政策、保障金额三公开。公布期满无异议的，由村（居）委会代发《大理州农村特困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领取证》；有异议的，由村（居）委会进行复核，并按上述程序重新核查。
第十条 农村特困居民低保对象实行动态管理，一年复核一次。县（市）民政局会同财政局、乡（镇）人民政府每年年终前组织对享受农村低保家庭收入情况进行一次核查。人均收入情况发生变化或保障对象死亡的，应及时办理增发、减发或停发手续。凡人均收入超过保障标准的，不再作为低保对象，收回低保证；对新增低保对象按规定程序进行审批。
第四章 保障待遇
第十一条 农村特困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由州级民政部门会同财政、农业、扶贫、统计等部门研究制定，报州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执行。所确定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只适用于大理州行政区域内的常住农村居民。
在研究制定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时，要考虑以下原则：低标准起步，广覆盖特困人口的原则；注意各级财政承受能力，随着经济发展逐步调整的原则；既要保障特困户的基本生活，又要克服依赖思想，调动劳动者生产积极性的原则。
第十二条 制定农村特困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应当按照当地维持农村居民基本生活所必需的衣、食、住等费用，并适当考虑水电、燃煤（柴）和未成年人的义务教育费及下列因素确定：
（一）农村居民人均实际生活水平；
（二）物价指数；
（三）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状况；
（四）其他各项社会保障标准。
第十三条 计算保障对象的家庭收入时，以国家规定的计算当地人均收入项目为准，进行详细计算。根据国家有关规定，享受特殊待遇的革命伤残军人、革命烈士家属，其抚恤金和优待金、临时性社会救济金、在校生获得的生活津贴和困难补助等不计入家庭收入。申请人应如实反映家庭成员及经济收入情况，不得虚报、瞒报，不得冒名顶替、弄虚作假。
第十四条 本办法所称家庭收入是指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的全部货币收入和实物收入的总和。具体包括以下部分：
（一）家庭经营收入。主要指家庭所有成员从事种植、养殖、加工等项收入；
（二）工资性收入。指家庭劳动人口受雇于单位或个人而获得的收入；
（三）财产性收入。指土地、房产出租转让或变卖家庭财产获得的收入；
（四）转移性收入。指亲友赠送、继承、养老金、法定赡（扶）养人支付的赡（扶）养费。
（五）其他应当计入的合法收入。
家庭成员年人均收入的计算公式为：
家庭成员年人均收入＝家庭上年度收入÷家庭人口数
第十五条 本办法所称家庭成员，是指户主和与其共同生活的下列人员：
（一）配偶、子女、父母；
（二）具有法定的赡养、抚养、扶养关系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兄弟姐妹；
（三）县级以上民政部门依法认定的其他人员。
第十六条 保障对象的优惠政策。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持《大理州农村特困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领取证》可享受以下优惠政策：
（一）教育部门及学校对农村特困居民低保对象家庭子女在九年制义务教育期间的学杂费和有关费用实行减免；在非义务教育期间的学杂费酌情减免。
（二）县（市）级工商、税务部门对低保对象申请从事个体经营的，适当减免税收和工商管理费用。
（三）民政、卫生部门要优先将农村低保对象纳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享受合作医疗待遇；对未开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地方，农村低保对象到国家认定的医疗机构就医时，医疗机构应当凭《大理州农村特困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领取证》免收其普通挂号费和适当减免住院及门诊床位费；对大病患者在上述机构享受减免后，自己承担的费用仍难以支付，影响家庭基本生活者，县级民政部门按照《大理州农村特困群众医疗救助管理暂行办法》的有关规定给予适当救助。
（四）建设、国土等部门对其辖区内的农村低保对象减免新建、改建住房的有关费用。
（五）乡（镇）或村（居）委会两级要优先推荐低保对象成年子女就业；优先提供生产技术、信息服务。
（六）村集体经济组织对低保家庭要免交村级公益事业费；保障对象丧失劳动能力的要免除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
（七）其他与生活直接相关的水电、燃煤（燃气）、广电等部门，也要对农村低保对象的生活给予必要的扶持和优惠。
第五章 保障资金的筹集与管理
第十七条 实施农村特困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所需资金由州（含省）、县（市）两级财政按比例承担，具体为：大理市承担20%，11县各承担10%，其余由州承担（含省补助资金）。
第十八条 保障资金由各级民政部门按实际需要报同级财政部门列入政府年度财政预算，定期拨付，年终决算。各级民政部门要在每年的10月底以前将次年用款计划报上一级民政部门。县（市）级人民政府要设立农村低保资金专户，实行专帐核算，专项管理，专款专用。
第十九条 县（市）民政部门以及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建立保障资金审批、发放的监督管理制度。
各级财政部门应当加强对保障资金的监督，保证保障资金专款专用，不被挤占、挪用、截留和拖欠。
各级审计、监察部门对保障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情况进行定期审计和监督。
第二十条 县（市）民政部门以及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农村特困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档案，实行分级管理。
第六章 保障资金的发放
第二十一条 保障对象最低生活保障补助金原则上由乡（镇）人民政府按季度实行社会化发放，对行动不便的低保对象，可委托村（居）委会人员代领并送到户。低保金发放和领取手续应当完备，杜绝少发、欠发、扣发低保金或搭车收费等现象发生，确保低保金按时足额发放。
第二十二条 村民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后，家庭仍有特殊困难的，由县（市）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给予特困救助或临时救济。
第二十三条 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定期对保障对象的家庭收入、人员变化情况进行核实，并及时报县（市）民政部门调整或停发保障金。
第七章 监督与处罚
第二十四条 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农村居民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市）民政部门给予批评教育或警告，追回其冒领的保障金和终止享受低保待遇；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采取虚报、隐瞒、伪造等手段骗取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
（二）在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期间家庭收入情况发生变化或家庭人口减少，不按规定告知户口所在地村（居）委会或乡（镇）人民政府办理变更手续的。
第二十五条 从事农村低保工作的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所在单位或相关部门给予批评教育或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对符合享受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对象，无正当理由拒不审批，或者无故拖延审批的；
（二）对不符合享受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对象，擅自批准其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
（三）贪污、挪用、扣压、拖欠、截留、挤占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的；
（四）有其他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滥用职权行为的。
第八章 附则
第二十六条 低保对象除按照本办法享受保障待遇和优惠政策外，还可以按照国家和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的规定，享受其他扶持、优惠政策。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自2006年3月1日起施行。各县市可结合实际制定本地区农村特困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实施意见，并抄送州民政局、州财政局。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由州民政局负责解释。
谈人工授精所生子女的法律地位
——从一件特殊的离婚争养子女纠纷案谈起
【摘 要】本文针对丈夫向妻子隐瞒情况对妻子施行人工授精在离婚时争养人工授精所生女儿的具体案例，分析了人工授精的概念、种类，以及人工授精所生育子女的法律地位。同时，本案的处理中，应如何保护未成年子女的利益问题，文中将结合本案具体情况予以阐释。
【关键词】人工授精 法律地位 最佳利益
目 次
一、据以研究的案例
二、人工授精的概念和种类
三、人工授精所生子女的法律地位
四、对未成年子女保护的最佳利益原则
五、结 论
一、据以研究的案例
【基本案情】
滕某(男)与张某(女)于1992年12月21日登记结婚，婚前未经健康检查。婚后因张某迟迟未孕，双方经协商共同到有关医院进行生育能力检查。检查结果表明原因在于男方先天性睾丸发育不良，生育能力极差。嗣后，滕某通过咨询医生并从有关书籍中了解到人工授精可解除无子女的痛苦，但鉴于所在城市目前尚无精子库，加之受经济条件所限，而自行找寻精源以便自行人工授精。滕某设法找到精源后用滴管装着精液以为张某“消炎”为由提供给张某使用，未告诉张某滴管所盛为精液，亦未讲出精液提供者为谁。1994年7月张某生一女孩。2000年秋，张某在一次家庭纠纷中从滕某之姐处得知滕某无生育能力及精液，异常气愤，并因此常与滕某及其家人发生口角，且于2001年正月回娘门居住。2001年2月21日，张某诉至某区人民法院，要求离婚、抚养女儿并合理分割家庭共同财产。
【裁判要旨】
某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滕某与张某虽已婚多年，但因滕某婚前隐瞒了其有性功能障碍的病史，且在未征得张某同意的情况下，对张某实施人工授精，生育女儿，严重伤害了张某的自尊心及人格尊严，故双方婚后并未建立起真正的夫妻感情，夫妻感情完全破裂，对张某的离婚请求予以支持。张某要求抚养女儿，因孩子为其亲生女，应当随其生活。依照《婚姻法》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一条的规定，该院判决准予张某与滕某离婚，张某之女由张某自行抚养。
一审宣判后，滕某不服，向某市中级法院提起上诉称，双方婚前未做婚育检查，上诉人不知道亦不存在婚前隐瞒有性功能障碍病史的事实。女儿系双方合意人工授精生育，具有法律上的父母子女关系，上诉人依法享有抚养女儿的权利。被上诉人张某不到小学文化程度，离婚后面临重建家庭生育子女，在文化教育、经济条件及看护孩子精力上都不及上诉人有条件，且女儿已有一个融洽的生活学习环境，一审判决由被上诉人抚养孩子不利于孩子的更好成长。请求二审依法改判女儿由上诉人抚养生活在一起。
被上诉人张某答辩称，人工授精未经其同意，所生女儿与上诉人无事实和法律上的父母子女关系，应由被上诉人抚养。原判事实清楚，判决公正，请求二审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某市中级法院终审认为，滕某与张某虽结婚多年，但婚后夫妻感情一般，后因人工授精一事张某不能原谅滕某的欺骗行为，致使夫妻感情破裂，原判准予双方离婚并无不当，应予维持。女儿虽系通过“人工授精”方式所生，但毕竟为滕某与张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生，并且由双方共同抚养多年，应认定与双方形成法律上的父母子女关系。从有利于子女健康成长，维护子女合法权益的原则考虑，滕某依法享有对女儿的抚养教育权，亦有抚养教育的义务。但鉴于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主要过错在于滕某，张某坚决要求抚养女儿，女儿又未满10周岁，原判确定由张某直接抚养女儿亦无不可，但作为不直接抚养女儿的滕某有负担女儿必要的生活费和教育费的一部分的义务，因双方就此不能达成协议，由本院予以酌情判决。二审法院依照《婚姻法》第三十二第、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一款、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婚生女儿与张某共同生活，由张某直接抚养，滕某每月负担抚养费60元至女儿独立生活止，于每年的12月20日前支付一次。
二、人工授精的概念和种类
本案是一起妻子不知情而人工授精生育子女离婚时与丈夫争养子女的特殊离婚纠纷案件，案件事实虽比较简单，但较为特殊，且所涉法律问题复杂，主要是涉及人工授精所生育子女的法律地位，人工授精的子女同与其生母共同生活的丈夫是何法律关系等。下面笔者仅就以下几个问题略作评析。
(一)人工授精的概念
1、英美法认为：人工授精是指不是通过性交方式而是通过诸如注射器之类的器械将精液注入妇女的阴道内。①
2、日本法认为，人工授精是不以男女性交而以从男性取出精液注入女性体内而使之受胎。②
3、杨立新认为，人工授精是通过人工的方法而非性交的方法使妇女接受精液而怀胎。③
4、冯建妹认为，人工授精是用人工方法将精子注入女方生殖道内，任精子与卵子自然结合，以达到妊娠目的的一种生殖技术。④
上述四个概念可谓大同小异，均强调了人工授精的方式方法为人工的和非性交的，只是英美法的定义注重了人工授精的方式与行为过程；日本法和杨立新的定义均强调了人工授精的结果为受精妇女怀胎；而冯建妹的定义则强调了人工授精系为达到妊娠目的的一种生殖技术。笔者认为，作为对一个法律概念进行界定的话，宜先从文义上确定概念的内含，“人工授精”可分为“人工”和“授精”两部分，前者强调了授精的方法为人工的而非男女自然结合的；后者则强调了实施方法的行为(过程)。有时，我们也用“受精”二字，则包含有受孕怀胎的结果之意。推究“人工授精”的目的，受孕怀胎自应为人工授精概念的应有之意。当然，若从生殖技术层面分析，说人工授精为一种以达到妊娠目的的生殖技术自然是无可厚非的。
综上，笔者认为，人工授精是指以人工的而非性交的方法将精液注入女性体内而使其接受精液怀胎。
(二)人工授精的不同种类
在现实生活中，人工授精分为以下几种情况⑤：
1、由夫的精液而实施的人工授精，即英美法中的同质授精(AIH，Artificial Insemination by Husband）。该种情况，一般是因夫的性交障碍、精子成活率低等原因，也可能为妻的某些原因，采用人工授精方法，改变前述受胎不能的客观原因，而使妻怀孕受胎。
2、妻经夫同意，将他人精液与夫精液混合而实施的人工授精。该情况，多是夫的精液质量不好，精子成活率低，采用收集他人精液与夫精液混合，以增加受孕机会，使妻受胎。
3、妻经夫同意，采用他人的精液实施人工授精。一般是夫的精液难以使妻受孕，或者性交不能而使妻不能受孕，经夫及妻同意，采用异质授精(AID，Artificial Insemination by Donor）方法，使妻子受胎。
4、妻未经夫的同意，自行决定进行人工授精，并且非采用夫的精液，而是采取他人的精液为之，使妻受胎。
5、未婚女子采取人工授精而怀胎。该情况一般是采独身主义的女子，为解决自己热爱孩子的愿望而采取的方法。如2002年9月27日吉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通过《吉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三十条第二款规定：“达到法定婚龄决定不再结婚并无子女的妇女，可以采取合法的医学辅助生育技术手段生育一个子女。”
前述案例之所以特殊，是因为案件中的人工授精并非生活中的常态，超出了一般预计的情形，常态情况下的人工授精应为夫妇双方协商同意或起码妻一方是知情的，而本案中人工授精时妻却是不知情的，对此原因，一方面可能系作为丈夫的滕某为不伤自尊且担心妻张某思想守旧不接受用他人精液授精而有意隐瞒；另一方面，作为妻的张某几近文盲，自己的姓名也写不了，也就难怪当初丈夫谎称其不能受胎的原因是有“炎症”而轻而易举地让张某“配合”授精而怀孕了。基于此，生活中似又多了一种人工授精的情况，即丈夫知情且同意，而妻子不知情也不能表达同意与否的人工授精。
三、人工授精所生子女的法律地位
人工授精所生子女的法律地位，是指与法律规定的血亲关系下和拟制血亲关系下的父母子女关系相比，该种子女应处的地位。按照传统的亲属法理论，父母子女关系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自然血亲的父母子女关系，这其中又包括婚生和非婚生的两种父母子女关系；另一类是法律拟制的父母子女关系，这其中包括养父母与养子女的关系和形成抚养关系的继父母与继子女的关系。由于法律上明确规定后一类父母子女的权利义务关系和前一类即父母子女的权利义务关系相同，故称其为法律拟制的或拟制血亲的父母子女关系。人工授精所生子女，因只和母一方有自然血亲，而提供精源者与母并无婚姻关系，故只在母与子女之间存在单边的自然血亲非婚生母子女关系，和父之间没有自然血亲关系。由于父与这种子女之间并未发生收养问题，他们之间不成立养父与养子女的关系。该子女又是在夫妻婚姻关系期间受孕和出生的，因此，父与该子女的关系又不同于与妻带来的与他人所生子女之间的继父与继子女的关系。所以，不能借助于传统的亲属法理论和法律规定直接确定人工授精情况下父与所生子女之间的关系。⑥
从技术上讲，目前人类已具备使一个孩子有5位父母的可能：精子的捐赠者、卵子的捐赠者、怀孕母亲、抚养孩子的父母。关于他们的法律地位，特别是亲子关系的认定，已引起人们广泛的讨论⑦本文仅针对人工授精所生子女与其可能父母的亲子关系进行探讨。
最高人民法院1991年7月8日《关于夫妻离婚后人工授精所生子女的法律地位如何确定的复函》中指出：“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一致同意进行人工授精，所生子女应视为夫妻双方的婚生子女，父母子女之间权利义务关系适用婚姻法的有关规定。” 该复函确认人工授精所生子女具有婚生子女的法律地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司法实务中在对最高法院的这一复函中“双方一致同意进行人工授精”的理解与适用上往往存在歧义。这一条件，主要指夫同意（“一致同意”这种意思表示，可以是书面的，也可以是口头的，还可以是从实际行为推定的）进行人工授精。“是否有夫同意而妻不同意进行人工授精的情况，似无可能，但不应断然否认这种情况。”⑧夫同意而妻不同意进行人工授精所生子女亦应承认其婚生子女的地位（如夫强迫、欺骗等），如采否认态度，则难以解释。在本文前述实例中即出现了夫同意而妻不能表达自己同意与否的情况，一、二审法院对该人工授精子女与夫方是否形成亲子关系在认定上是不同的，一审法院认为与夫方不存在亲子关系，理由是，女方受孕分娩的女孩系夫方以外的精液与女方卵子结合受胎而产出，与男方无关。二审法院认识到难过人工授精方式所生的女儿年龄已达7周岁，在上小学，是在夫妻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受孕和出生，由夫妻双方所共同抚养，且虑及男方的行为虽有失妥当，对女方有一定的欺骗性，但动机是好的，是为了满足生育子女的愿望，且未对女方身体造成明显伤害(怀孕分娩应属正常生理现象，不应视为伤害，但如因未经由正规的献精渠道和严格的医疗程序，精子质量瑕疵造成妇女被染上疾病后甚至终身无法生育，则应为明显伤害)。同时根据儿童最佳利益原则，人民法院在审理离婚案件涉及子女抚养问题上须以儿童利益为重，尊重儿童的生存和发展权利，根据婚姻法的立法精神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复函规定，案例中张某与滕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生的女孩，应当视为夫妻双方的婚生子女。依照婚姻法第十五条和第二十九条的规定，无论子女随同哪一方生活，父母对子女都有抚养教育的义务。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五条有“父母双方对十周岁以上的未成年子女随父或随母生活发生争执的，应当考虑该子女的意见”的规定，但因本案中的女孩未满十周岁，孩子本人的意见不便考虑。基于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主要过错在于滕某，而张某又坚决要求抚养女儿，又无明显不利于孩子健康成长的事实和行为，考量法院当地一般群众的心理接受力(当地有男孩随父，女孩随母的社会认识，为保护当事人的隐私，尽可能地为未成年人营造一个相对宽和的生活学习环境，知情的群众也能接受由女方直接抚养孩子，由男方承担一定的抚养费的结果)和滕某的抚养能力，二审法院改判认定滕某与人工授精方式所生的女儿有亲子关系，应尽抚养教育女儿的义务，应根据其经济能力承担抚养费。二审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服判息诉。
最高法院的上述复函适用的条件之一是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该夫妻关系应当包括经合法登记的婚姻和符合构成条件的事实婚。合法登记婚姻下由夫的精液实施人工授精使妻受胎而生的子女，自应为婚生子女，与父母产生父母子女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子女系父母双方精、卵结合的结果，具有必然的血缘关系。经夫同意，以他人的精液或者以他人的精液和夫的精液混合，使妻受胎而生的子女。应推定该子女为夫妻双方的婚生子女，夫不得提出婚生子女否认之诉，第三人也不得争论其父子关系的不存在，提供精液之人也不得主张非婚生子女的认领。理由是：无论人工授精的精液是否与丈夫的精液混合，只要丈夫同意采用人工授精方法使妻受胎的，就是夫妻双方系以获得共同子女的积极意思所生的子女，应视其为夫对婚生子女否认权的抛弃，不再享有这一权利。从另一方面看，提供精液之人将自己的精液通过医院而提供给他人，亦视为其放弃了自己对该精子所生子女的认领权，自然不得请求认领子女为自己的亲生子女。至于通过非正当渠道提供精液使他人受胎、生产后，对其子女亦无权认领。
在事实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同意进行人工授精所生子女，亦应承认其婚生子女的法律地位。对婚前男女双方同意进行人工授精所生子女，应如何确认其法律地位，应区别情况分别对待。从原则上说，婚前男女双方同意进行人工授精，所生子女为非婚生子女，男方承担父的责任。
1、男女双方在人工授精受胎后结婚的，可适用非婚生子女准正的原则，将该子女推定为婚生子女，取得婚生子女的法律地位；
2、男女双方在人工授精受胎后未结婚的，所生子女为非婚生子女，男方应承担父的责任，可以认领。
3、男女双方在人工授精受胎后结婚又离婚的，由于该子女已准正为婚生女子，仍享有婚生子女的法律地位，以更好地保护子女的合法权益。
对夫死后，妻为给夫留下子女而采用人工授精方法受胎所生子女，法律难以认其为婚生子女，应以非婚生子女对待，亡夫的父母承认其孙子女地位的，应以收养的方法，使该子女成为亡夫父母的养孙或养孙女。
在妻子不经丈夫同意或假借丈夫的名义而违背丈夫的意愿，利用夫以外的第三人精子进行人工授精（例如利用丈夫外出、在狱中、患不孕症等情况），所生子女是否受婚生子女的推定，同样是不无争议。对此情况，法律应在保护丈夫的生育权和子女的合法权利之间平衡。在一定的期限内（有人主张丈夫自知婴儿出生之日起的一年内），丈夫应有提出非婚生子女否认之诉的权利，通过行使婚生子女否认权，否认孩子为自己的亲生子，不承担父的责任。如果这期间丈夫置之不问，应推定为父母子女的关系已为丈夫事实上承认，以维护子女的合法权益。⑨
由于人工生育技术可将生育与婚姻分离，未婚女子能否利用生育技术生育？未婚女子因人工授精或试管婴儿出生的子女的法律地位如何认定？否定论者认为这样做的结果会使正常的家庭解体，社会又回到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混沌状态，故生育技术应仅限于已婚女子；肯定论者认为，生育是宪法权利，既然未婚女子可以领养子女抚养，则那些不想结婚的女子也有权利用生育技术生育自己的孩子。至于孩子的法律地位，应视为非婚生子女。孙国祥认为，生育固然是个人的权利，但生育涉及到一系列的社会、伦理问题，生育上的绝对自由主义只会给人类带来自身的灾难，相应的社会干涉是必要的。国家应通过法律把现阶段的生育技术局限于已婚夫妇的范围内。⑩笔者同意孙先生的观点，《宪法》第四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强调的是夫妻双方计划生育的义务，未明确规定公民个人的生育权。2001年12月29日通过2002年9月1日起施行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十七条规定：“公民有生育的权利，也有依法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夫妻双方在实行计划生育中负有共同的责任。”该规定首次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了公民的生育权。而1992年10月1日起施行的《妇女权益保障法》第四十七条规定：“妇女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生育子女的权利，也有不生育的自由。”明确规定了妇女的生育权。而2002年9月27日通过的《吉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三十条第二款规定：“达到法定婚龄决定不再结婚并无子女的妇女，可以采取合法的医学辅助生育技术手段生育一个子女。”这是全国首个以地方法规的形式明文规定未婚女子采用医学辅助生育技术手段生育子女的立法例。对该立法例，吉林省政府法制办的张满良处长称：“在这个多元化时代，有人选择终生独身，按以前的规定，他们的生育权就被剥夺了，这是不公平的，立法应该在尊重社会现实发展的基础上，尽量体现出公平合理。” ⑾全国妇联社会活动处的刘处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这项法律的制定是对妇女权利的保护。”“这充分说明了我国妇女的地位在不断提高，妇女的各项权利和义务已经得到了法律的充分保障。吉林省‘非婚生育’这项法规的出台虽说还存在着一定的争议，但毕竟是体现了社会的进步，‘非婚妈妈’和他们的孩子有了法律的保障，权利义务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推动了社会的进步，是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有利补充，他基本适用于中国国情。”⑿笔者对此不敢苟同，生育固然是一种个人的权利，但生育毕竟涉及到一系列的社会、伦理问题，权利具有相对性，享有权利的同时，也应有相应的义务或责任，也即“权利义务的一致性”原则。更何况，如果允许适龄决定不再结婚并无子女的妇女通过合法的医学辅助生育技术手段生育一个子女，却不允许适龄但决定不再结婚并无子女的男子也有该权利，是否构成对男子生育权的歧视？通过该种方式生育的子女生活成长在单亲家庭中，很难说有利于其正常健康人格的形成与发展，是否侵害了该子女选择过完整家庭生活(拥有生物父亲或社会父亲)的权利？因此，针对生育权，相应的社会干涉还是必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