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市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若干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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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若干规定
江苏省苏州市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苏州市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若干规定的通知
苏府〔2002〕42号
各市、区人民政府，苏州工业园区、苏州新区管委会；市各委办局(公司)，各直属单位：
《苏州市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若干规定》已经2002年4月16日市政府第97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二年四月三十日
苏州市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若干规定
为进一步减少行政审批事项，依法规范行政审批行为，简化办事手续，提高行政效率，加强对审批后的监管和廉政建设，加快政府职能从“管制型”向“服务型”转变、管理方式从“审批管理”为主向“规则管理”为主转变，营造更加优越的体制机制环境和投资创业环境，促进全市经济社会的加快发展，现根据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一、依法设定行政审批事项
(一) 本规定所称行政审批是指政府及其所属各部门依法实施的审批、审核、核准、备案、许可、审定、认证、资质评定、登记以及其他性质相同或相似的行政行为。
(二) 政府及其所属各部门必须依照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实施审批。法律、法规、规章没有明确规定，需要新增审批事项的，必须报经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批准。
二、依法清理和减少行政审批事项
（三）按照“合法、合理、效能、责任、监督”的原则，进一步依法清理行政审批事项，坚决取消与世界贸易组织基本规则和市场开放相违背的行政审批事项。凡能通过市场机制和社会中介组织办理的事项，不再进行行政审批，切实解决审批事项过多、程序繁杂等问题，为提高行政效率创造良好条件。
三、实行行政审批事项公示制
（四）政府及其所属各部门必须根据政务公开的要求，实行行政审批公示制，向社会和行政相对人公开审批事项的服务内容、办事程序、申报材料、承诺时限和收费标准，提高行政行为的透明度和办事效率，自觉接受社会和行政相对人的监督。
（五）行政审批事项分为即办件、承诺件、联办件、退办件、补办件等五种类型。根据审批事项的性质，确定不同的办理方式：对一般事项实行直接办理制，对特殊事项实行承诺办理制，对重大事项实行联合办理制，对上报事项实行负责办理制，对控制事项实行明确答复制。在承诺期限内未办结的行政审批事项，视作同意。
（六）实行行政审批公示制的主要方式是政府公报、公示栏、媒体和网络公布。
四、推行重大行政审批事项联合审批制
（七）凡涉及两个以上部门的审批事项都必须实行联合审批制度。对需要进行联合审批（含前置审批）的事项，由主办部门统一受理，及时抄告相关部门征求意见。主办部门在办理过程中应采取召开联审会议、批文会签、现场联合踏勘等方式，协调相关部门完成审批事宜；相关部门在联合审批中必须主动配合主办部门做好联合审批工作，服从主办部门的组织协调，认真履行本部门职责，并在规定时限内向主办部门提供相关批件。
（八）主办部门和相关部门应通力合作，协调配合，不得相互推诿扯皮。当主办部门与相关部门意见分歧时，主办部门行政首长应及时与相关部门行政首长协商；协商后仍未取得一致意见的，由主办部门说明协调情况及各方理由，提出处理建议，并由该部门行政首长签名，上报分管市长或市长协调并作出裁决。
（九）市行政服务中心受理的联合审批事项，由中心负责人组织协调。
五、积极探索行政审批的网络化、信息化
（十）行政审批应大力引进和应用现代信息网络技术，积极探索网上审批，发挥“公示公告、查询下载、快速传递、即时监管、举报投诉”五大功能，加快推进电子政府建设。
（十一）市行政服务中心应建立网络信息管理平台，对窗口单位的审批流程等进行实时管理与监督。政府各部门应建立完善局域网，并与行政服务中心实现宽带接入，使各部门与窗口单位实现实时联接，减少流转环节，提高行政审批效率。
六、建立健全行政审批责任制
（十二）政府各部门应本着“行政审批与行政责任挂钩，与部门利益脱钩”的宗旨，建立行政审批责任制。必须在政府公布保留的审批事项范围内实施审批、审核、核准、备案等行为。未经新的法律、法规、规章规定或市政府常务会议决定，不得增加审批事项。在部门内部，必须制定行政审批责任制度实施细则，明确审批责任处室和责任人，防止重复审批、多头审批。对保留的审批事项，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明确事后监管措施的，按规定执行；没有明确事后监管措施的，应制定相应的事后监管措施。对技术性较强的审批事项，应制定审批操作规范。对取消的审批事项，应落实经常性的监管措施，克服和消除行政管理中“重审批、轻管理”的弊端。
（十三）凡具备进入市行政服务中心办理条件的审批事项，均应进入中心，实行集中办理；暂时不能进入行政服务中心的审批事项，各部门应实行“首问”负责制，做到“一个门受理，一条龙服务”。各部门必须设置行政审批服务公示栏或窗口，配备必要的便民设施。
（十四）政府各部门主要负责人对本部门的行政审批行为负全面领导责任，分管负责人对具体审批行为负直接领导责任。部门负责人应定期分析研究本部门行政审批工作情况，制定计划，进行责任分解和组织实施；组织业务培训，提高工作人员素质，增强依法行政意识；及时处理社会公众和行政相对人的投诉。
（十五）对进入市行政服务中心集中办理的审批事项，中心负责人负有协调督查的责任，各部门应服从行政服务中心的协调，并接受其督查。
（十六）政府各部门行政审批行为人应严格按照规定的职责、权限进行审批，不得越权审批，严禁违法违纪审批。 对申报材料齐全、符合受理条件的，必须当场受理，并在规定时限内办结。对申报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受理条件的，必须将应具备的资格、条件和办理程序等一次性告知行政相对人，并将办理结果及时告知行政相对人。如行政相对人对办理结果提出异议，应明确答复，并说明理由。
（十七）政府行政监察部门负责对行政审批行为进行监督检查，依法对违反行政审批规定的责任人员追究行政责任。
七、加强对行政审批行为的监督
（十八）政府各部门必须建立行政审批内部监督制度，明确监督工作责任处室、责任人，设立投诉电话和投诉信箱。
（十九）市行政服务中心必须制定行政审批行为的内部监督制度，形成有效的制约机制。实行审监分离，由行政审批监督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对审批责任处室、责任窗口和具体经办人员的审批行为进行定期检查和考核。
（二十）行政监察部门和审批部门内部监督机构受理社会公众、行政相对人对审批部门或审批工作人员违反审批制度的投诉，负责核实处理，按管理权限实施责任追究，并及时予以答复。
八、落实行政审批责任追究制
（二十一）政府各部门及工作人员违反审批制度有关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行政监察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视情节轻重给予通报批评或政纪处分；违法所得全额上缴市财政；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擅自设立审批事项或对已取消的审批事项仍继续审批的；
2.不以公开方式向社会公众或行政相对人公开审批内容、对象、条件和时限的；
3.具备条件而拒不进入行政服务中心集中办公，或未实行窗口式集中办理的；
4.不按规定办理会办或前置审批事项的；
5.未落实审批事项监管措施，或内部没有明确责任处室和责任人的；
6.对社会公众、行政相对人的投诉不及时查处的；
7.不履行审批职责或违反规定程序进行审批的；
8.违法违规审批，造成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损失，导致或引发安全、环境污染等责任事故的；
9.违法违规审批，侵害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
10.在审批过程中接受审批对象贿赂的；
11.对取消的审批项目放松日常监管造成后果的；
12.其他违反行政审批制度有关规定的行为，应予追究责任的。
九、附则
（二十二）各县级市、区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参照本规定执行。
（二十三）本规定自2002年7月1日起施行。
英国“适当法理论”之研究
吕岩峰
内容提要 “适当法理论”是英国学者创立的一种冲突法学说。它发端于合同法理论，而后扩展到侵权行为及其他领域。其宗旨是以“适当”为原则来确定准据法，以期公正地处理涉外民事案件，合理地裁判当事人各方面之权利和义务。它提出的“当事人意图”和“最密切联系”的规则，实际即“适当”原则的具体化，是为确定“适当”的准据法所提供的准绳。它强调依据涉外民事关系的具体情况，灵活地解决法律适用问题，反对传统冲突规范的僵固性和封闭性。“适当法理论”的形成和演变根源于现实的物质生活条件，反映人们对法律的公正与合理精神的追求，为正确解决法律适用问题提供了颇有价值的启示。
“适当法理论”（the proper law
doctrine），是英国学者在19世纪初提出来的一种冲突法学说。它以其特有的体系、原则和方法，在学说林立的冲突法学领域独树一帜，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对各国的冲突法产生着愈益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其意义和价值是如此受到人们的肯定和重视，以致被认为是英国学者对冲突法学说所作出的杰出贡献。
一、“适当法理论”的起源和演变
“适当法理论”发端于合同领域，后来又扩展到侵权行为及其他领域。
一般认为，首先提出“合同适当法”这个概念的是戴西（A.V.Dicey），在1896年出版的《冲突法》一书第143条规则中，他最初使用了这个概念。但也有人认为是韦斯特累克（John
Westlake）首创了这个概念，他在1858年所著《国际私法论》一书中说，一个合同违反其适当法时即为无效，但他对合同适当法的含义并未作任何说明，只是主张合同应优先适用交易与之有最真实联系的那个国家的法律。其实，对于戴西和韦斯特累克的评价，主要的不在于是谁提出了“合同适当法”的概念，而在于他们对涉外合同关系法律适用问题有着不同的主张，正是这种不同的主张导致了合同领域中“适当法理论”长期存在的“主观论”与“客观论”之争。
概观“合同适当法”理论产生和发展的过程，我们大体上可以把它划分为三个时期：主观论时期、客观论时期和现代论时期。在不同的时期，有着不同的占主导地位的观点。
（一）合同适当法的主观论时期
依据戴西的意见，合同的“适当法”应依当事人的意图来确定，是为合同适当法的主观论。据说，戴西的主张可以溯源到17世纪的荷兰法学家胡伯（Ulicus
Huber），他在阐明合同的形式和实质要件应完全适用合同缔结地法之后，又告诫说：“但是，合同缔结地不应太严格地予以顾及，因为当事人双方如果在缔约时意在另一个地方，即应以这另一个地方为准”，(1)合同缔结地法则不能再适用。莫里斯（J.
H. C. Morris）认为，胡伯的这种告诫实际上等于收回了他的前一种说法。
在案例方面，受胡伯影响的第一个英国案件是1760年的鲁宾逊诉布隆德案。在该案中，曼斯菲尔德法官(Lord
Mansfield)认为，在契约解释和履行方面，一般的规则是应该考虑契约缔结地，“但如果当事人订约时想到的是另一个国家，则该规则允许有例外”。(2)这个案例被认为是适当法理论的起源。不过，在此后的100多年中，英国法官们经常地适用于涉外合同的，还是缔约地法。直到1865年，经过P.&O.航运公司诉香德一案，缔结地法才最终被废弃，当事人可以自由选择法律的原则才得以确立。在该案判决中，法官们认为：“一般的规则是，契约缔结地法支配契约的性质、义务和解释问题，当事人要么是这个国家的臣民，要么作为临时居民必须临时向其效忠。无论属于哪种情况，都必须认为他们已接受当地实施的法律，并同意当地法律对其契约的作用。”(3)从这段引文可以看出，法官们一方面认为合同的有关问题受合同缔结地法支配，另一方面又认为，当事人在何处缔结合同，即意味着他们愿意接受该地的法律，并同意由该地法律支配他们的合同。在该案中，原告在英国买了船票——可视为在英国缔结合同，又乘英国船舶去往毛里求斯——可视为在英国履行合同，所以，法官们认为，双方当事人一定想要适用英国法。从形式上看，该案仍然适用了缔约地法（即英国法），但实质上，它确定所应适用的法律的标准已不是合同的缔结地，而是当事人的意图。
戴西的主观论至少在1939年以前是十分盛行的。它通常被概括为两条规则：第一，如果当事人已明确约定了适用于他们之间的合同的法律，那么就适用该法律体系；第二，如果他们没有这种约定，就要由法院来假设他们选择法律的意图。在1937年诉国际信托人案中，阿特肯法官（Lord
Atkin）明确表达了主观论者的主张：“就合同的适当法问题可以指导英国法院的法律原则现在已被妥善地解决，那就是当事人意图适用的法律。他们的意图将由表示在合同中的意图来确定，如果有的话，那将是确定性的。如果没有被表示的意图，这个意图将由法院根据合同的条款和有关的周围情况来假设”。(4)
施米托夫（Clive M.
Schmitthoff）认为，主观论者的上述主张存在着双重的弱点。首先，如果当事人不曾选择适当法，那么，这种“假设”的过程便是纯粹的虚构。因为，显然，在该案中，当事人从未注意到法律冲突的可能性，并且也没能为了这种可能而形成一个意图；其次，明确的法律选择是“确定性的”这种说法，也没有顾及到当事人进行欺骗的或规避的法律选择的可能性。(5)
关于后一个弱点，在1939年的维他食品公司诉乌纳斯航运公司案中，得到了弥补。这是一个有关当事人选法自由的“重要原则案例”，被认为标志着主观论时期的高峰。它的意义在于表明，当事人选择法律的自由是有限制的，它要求“所表现的意图是善意的和合法的……没有根据公共政策而撤销这一选择的理由”。(6)大法官赖特（Lord
Wright）认为，在遵守这种限制的条件下，当事人的法律选择是完全自由的，他们甚至可以选择一个与合同没有任何联系的法律。就该案的情况，他指出，“与英国法相联系不是一个基本原则问题”，(7)该案虽与英国毫无联系，但当事人却选择了英国法。因此就应该适用英国法。
但是，对于赖特的后一种主张，人们多有疑虑。因为在某些情况下，没有联系可能就意味着规避法律。据说，关于如何防止当事人规避性地选择法律的问题，曾困扰了莫里斯35年之久。他指出，有必要防止当事人规避与其契约有最密切客观联系的法律的强制性的规定，如果所选择的法律体系与合同没有实际的或实际的联系，法院就“不一定”将明确的法律选择“视为占主导地位的因素”。(8)他甚至在1940年时与切希尔（G.
C.
Cheshire）共同建议：在每一个案件中，应首先确定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如果当事人所选择的法律与此不同，且该合同含有根据合同适当法（即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而不能写进合同条款的规定时，当事人所作出的法律选择就必须放弃。从实践来看，英国法院似乎从来没有以不存在任何联系为由，拒绝承认当事人明示选择的法律。但另一方面，英国立法机关则主张，在当事人选择外国法，而如果没有这种选择，合同本来是由英国法支配的情况下，则要限制这种明示选择的效力，即英国法的强制性规定仍然必须适用。所以，对于和英国法有联系的合同，英国的实践是不允许当事人通过选择其他国家的法律而规避英国法中的强制性规定的，至于这种法律选择规避了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其他国家法律中的强制性规定，是否为英国所允许，则不得而知了。
前引阿特肯法官所说的当事人的意图“将由表示在合同中的意图来确定”这句话，其实包含了两重意思，即当事人的明示的意图和默示的意图都要依合同来确定。对于明示意图的确定不存在什么困难，只是须遵守前面述及的一些限制，方为有效。而如何确定当事人默示的意图，则是一个较复杂的问题。戴西和莫里斯认为，可以根据合同的条款、合同的性质和案件的一般情况来确定。英国的法官们则经常把合同中的仲裁条款作为确定当事人意图的根据。这方面著名的案例是1968年佐齐兹诉蒙纳克轮船有限公司案。案中瑞典销售者把一艘船卖给希腊买主，合同规定关于合同的任何争执应在伦敦市通过仲裁解决，而合同的订立地和履行地均在瑞典。英国上诉法院认为，虽然除了促裁条款之外，合同与瑞典有最密切和最真实的联系，但是当事人通过选择伦敦市作为促裁的地点，便已经暗示地选择了英国法作为合同的适当法。萨尔蒙法官（Salmon
L.
J.）针对该案指出：“在这样一些情况下，当事人应该同意合同由中立促裁员根据经常确实支配商事合同的法律体系在中产地区被促裁，这毫不奇怪。的确，在航运界，他们之间的任何争执将由英国商事法庭按照英国法来解决，这并非罕见”。(9)在他看来，仲裁条款“提供了压倒任何其他因素的强有力推定”。(10)在维他食品案中，赖特法官也曾经说过：“一项到英国仲裁的合同（如买卖合同）中的条款引入英国法作为支配该项交易的法律，那些经常从事国际商务的人们知道，这样一项条款是多么常见，甚至在当事人不是英国人，交易完全在英格兰之外进行的场合。”(11)同样，合同中关于法院管辖权的条款，也常常被作为推定默示选择的根据，即所谓“选择法官，便选择了法律”。在相当一段时间，这种仲裁和法院管辖条款曾被作为推定当事人默示意图的最有力的依据。不过，到后来，这种条款的效力不再那样绝对了，只是作为结合契约的其他条款和周围相关的事实一起考虑的迹象之一，而在某些情况下，它还须让位于其他更明显的迹象。此外，如果合同采用英国形式在伦敦订立，或者提单以英国形式和英国文字签发，或者合同中所引的法条和所使用的专门术语（如“Act
of God”或“Queen's Enemies”）为英国所特有，或者合同规定用英镑来支持，等等，这些迹象，都可以用来确定当事人的默示意图。
当事人的“默示意图”，也是当事人的一种“合意”，只是没有被明确表达出来，所以它可以很恰当地被称为一种“默契”。不过，这种“默契”必须通过合同条款和周围情况发出“必要的”暗示，以为法院推定当事人的意图提供依据。因此，这种“默示意图”(inferred
intention)同所谓“假设意图”(presumed
intention)是不同的。默示意图是未被表达出来的确实存在的当事人的意图，而假设意图其实是法官的意图，是法官站在当事人的立场上，或站在一个公正而正常的人的立场上，设想当事人各方面如果想到有选择法律的必要时会怎样作出选择。前引阿特肯法官的言论中，其后半部分就是讲的“假设意图”。这里有必要指出，“假设意图”是戴西首创的概念，也是以当事人的“意思”为基础的，曾是合同适当法的主观论的一个内容。但是，探究起来，正如施米托夫所说，在运用所谓“假设意图”的场合，当事人实际上并没有注意到有选择法律的必要性，也根本没有选择法律的意图，所以，假设的意图纯属虚构。由于这个概念实际上只是被法官用来扩大其自由裁量权，或是假借当事人的意图来掩盖法官自己的意图的一种“法律技术或烟幕”，实际上违背了当事人“意思自治”之本旨，所以已经被摈弃。
（二）合同适当法的客观论时期
到了20世纪中期，随着对经济领域中自由放任理论的谴责，合同适当法的主观论也受到了怀疑。特别是其中关于在当事人没有选择法律的情况下，应由法院假定其意图的主张，受到了驳斥和否定。
如前所述，早在1858年，著名学者韦斯特累克就主张合同应适用与之有最真实联系的国家法律，他指出：“决定合同自身有效性和效力的法律，在英国将根据实质性的考虑加以选定，应获得优先考虑者，是与交易有最真实的联系的国家，而不是合同缔结地本身的法律。”(12)在新的形势下，切希尔积极主张运用最密切和最真实的联系的标准来确定适当法，莫里斯也持有相同的见解，从而开始了合同适当法的客观论时期。
客观论者的主张在二战后的一段时间里取得了明显优势，并得到了英国司法界的支持。西蒙兹法官(Lord
Simonds)在1951年的鲍尼森诉澳大利亚联邦这个著名案例中，明确采纳了客观论者的主张。他指出，合同的适当法是“订立合同所参考的法律体系或者与交易有最密切和最真实的联系的法律体系。”(13)西蒙兹的这个意见，被后来的许多判决所接受。当然，客观论者并不否认当事人拥有选择法律的权利，在司法实践中，也不排除对于当事人所选择的法律的适用。不过，他们坚决地主张，当事人的选择应严格地被限制在同立场本身有联系的法律范围之内，并且不允许违背与交易有着重要联系的法律的强制性规则，而在当事人没有作出明示的或默示的选择的情况下，则应适用与交易有最密切和最真实的联系的法律。前引西蒙兹法官的意见便包含了这个意思，他的所谓“订立合同所参考的法律体系”，可以被认为是指当事人所选择的法律体系，而且，它被放在“联系”的标准之前，这种顺序决不能被认为是偶然的和没有理由的。
天津滨海新区科技研发和成果转化基金管理暂行办法
天津市商务委员会
天津滨海新区科技研发和成果转化基金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了全面推进滨海新区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建设现代制造业和研发转化基地，提高滨海新区自主创新能力，根据市委、市政府《关于建设创新型城市的决定》(津党发[2006)9号)，市政府批转的《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建设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津政发[2006)83号)和市财政局《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建设专项资金支付管理暂行办法》的有关规定，结合滨海新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章基金来源和用途
第二条科技研发和成果转化基金(以下简称“基金”)主要来源为
(一)中央财政专项补助
(二)市财政拨款；
(三)滨海委筹集的资金
(四)其他资金。
第三条基金主要资助范围：
用于支持落户滨海新区的国家级和省部级重大科技项目，支持高成长性科技型中小企业项目，聚集国家级和省部级研发转化机构。基金对上项目的支持主要是科技研发费和购置、装备科研设备，其中基础设施和配套设施建设资金主要由项目所在区政府(管委会)筹措解决。
第三章项目申请、审批和资助标准
第四条对于国家级和省部级科技计划项目实行资金配套支持，配套资金支持的项目应符合以下条件：
(一)在滨海新区内注册经营的企业和研发机构，列入国家级和省部级重点科技发展计划并获得相应资金资助的科技项目，均可申请本基金匹配；
(二)对于滨海新区鼓励发展的生物医药、电子信息、新能源、新材料等高新技术产业领域的项目，优先给予配套资助；
(三)对于申请者领衔承担的科技项目中划拨滨海新区外单位承担的子课题部分，将不予配套资助；对只承担科技项目子课题的，仅对其子课题所获得的资助给予配套支持；
(四)对同一个项目已获得有关部门配套资助的，滨海新区不给予重复匹配；
(五)如果申请者此前已有其它科技项目获得滨海新区的配套资金支持，但未能按时进行验收或未能通过验收，则该项目完成之前不能再申请新的项目配套资金支持。
第五条申请国家级和省部级科技项目配套资金支持所需资料：
(一)《天津滨海新区科技研发和成果转化基金审批表》；
(二)《国家及天津市重点科技项目滨海新区匹配专项资金申请表》、《国家及天津市重点科技项目滨海新区匹配专项资金使用计划表》；
(三)企业营业执照副本、税务登记证副本、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的原件及复印件；
(四)国家或天津市有关部门下达的国家或天津市重点科技项目立项批文、合同书及计划任务书的复印件，若为子课题，需附主课题合同书及计划任务书的复印件， 以及能证明本单位所分担具体任务和所获得实际资助的协议、合同等文件的复印件；
（五）项目拨款通知单或相关拨款证明文件复印件及到款凭证复印件。
第六条国家级和省部级科技项目配套资金支持标准．
(一)对于国家级科技项目，原则按照100％的比例给予配套，其中．本基金按国家资助额度的50％予以资助，项目所在区政府(管委会)按国家资助额度的50％予以资助，本基金最高资助额度不超过500万元：
(二)对于省部级科技项目，原则按照50％的比例给予配套，其中：本基金按照省部级资助额度的25％予以资助，项目所在区政府(管委会)按省部级资助额度的25％予以资助，本基金最高资助额度不超过200万元。
第七条申请国家级和省部级研发机构资金支持应符合以下条件：
(一)独立法人资格，有明确的章程和组织结构，有严格的技术、财务eI里制度，以企业化方式运作，产权明晰；
(二)有明确的研究开发方向，符合国家及天津市技术政策，并符合国家及我市鼓励的产业政策，同时属于滨海新区重点鼓励发展的高新技术领域；
(三)有固定的场所和必备的科研条件，资产总额500万元以上(软件类研发机构资产总额100万元以上)；
(四)拥有高水平的技术带头人和一支结构合理并具有较高研发水平，和产业化能力的研发队伍，其中具有本科以上学历或中级以上职称的直接从事研发活动的科技人员占研发机构总人数的比例不低于80％；
(五)每年技术性收入(包括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入股、技术承包、技术培训、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占年总收入的70％以上；
(六)拥有明确的自主知识产权，每年新申请的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达到5件以上，其中发明专利至少1件以上；
(七)每年投入的研发(R&D)费用不低于年总收入的20％；
(八)国家规定的其它审批条件。
第八条申请国家级和省部级研发机构基金支持所需材料：
(一)《天津滨海新区研发机构认定申请表》；
(二)国家或天津市对研发机构进行批准、验收、认定等管理的证明文件原件和复印件；
(三)原批准单位出具的同意迁入滨海新区的正式批复文件；
(四)研发机构营业执照副本、税务登记证、机构章程复印件及法定代表人履历表(非独立法人的研发机构提交所在企业的相应资料)；
(五)研发机构业务发展计划书、年度开发计划书和预算；
(六)关于研发内容和技术水平先进性的说明及有关自主知识产权的证明材料(如科技成果证书、专利证书等)；
(七)近两年在国家和地方科技部门各类科技计划立项的有关证明材料； ‘
(八)在滨海新区实施高新技术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的有关证明材料：
(九)本科以上学历或中级以上职称研发人员的学历证书或职称证明；
(十)由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和上一年度财务审计报告及专项审计报告，专项审计报告包括技术性收入和研发费用支出等科目。
第九条国家级和省部级研发机构基金资助标准：
(一)对属于生物医药、新型能源和新型材料、电子信息和软件产业的国家级、省部级研发机构，本基金分别一次性资助500万元、300万元；
(二)其他行业国家级、省部级研发机构，本基金分别一次性资助150万元、100万元。
第十条申请方式
符合条件的项目和研发机构通过各行政区、功能区的科技主管部门进行申请，同时附书面材料一式五份，经单位科技主管部门初审合格后，报滨海委科技局受理。
第十一条受理审批
滨海委科技发展局对受理项目进行审查，审查内容包括：资格审查、形式审查和内容审查。经审查合格后(必要时组织相关专家进行评审)，报滨海委开发建设专项资金项目审查委员会审定，报至专项资金领导小组审批，批复文件同时抄送相关区财政部门。
第四章基金管理
第十二条基金实行项目合同管理。滨海委授权科技发展局与项目承担单位及其所在区或科技主管部门签订合同，确定项目各项经济指标、阶段考核目标以及完成期限等条款，同时将合同抄报滨海委及滨海新区财务管理中心(以下简称“财务中心”)。
第十三条基金购置和装备科研设备实行政府采购制度。
第十四条基金的拨付实行集中支付制度，财务中心根据政府采购确定的预算，按照《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建设专项资金支付管理暂行办法》有关规定办理拨付手续。
第十五条根据政府采购确定的预算，资助资金可以全额支付政府采购设备款的，根据采购进度全额拨付给商品供应商；资助资金只能支付部分政府采购设备款，其余部分需由项目承担单位自筹解决的，由财务中心集中后，资助资金和配比资金同步拨付。
第十六条国家级和省部级科技项目和研发机构应按照项目资助合同的规定，按时完成项目资助内容，按规定递交验收材料，滨海委科技发展局提出初步意见，由滨海委主持，科技发展局、财务中心会同项目所在区财政部门共同对项目进行验收。项目决算由财务中心组织项目单位共同完成。
第五章附则
第十七条财务中心对基金资助对象的资金使用情况进行追踪问效和监督检查，对不按资助合同规定使用资金的，将终止合同并采取停拨余款、追回已拨款项等相应处理措施，已形成资产的将资产变现后缴回财务中心，同时视情节轻重分别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理。
第十八条本办法实施过程中如遇同时享受优惠政策条款时，可从优但不得重复享受优惠政策。
第十九条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第二十条本办法由滨海新区管委会负责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