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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BOT方式及中国利用BOT法律问题的思考

宋绍青 雷玉鹏
内容摘要：BOT是目前国际上流行的投资合作方式，日益受到我国政府的重视，并将成为今后我国引进外资投资于基础建设的重要方式。我国目前调整BOT方式的法律制度仍不健全，各地在实际运作中仍会遇到许多法律障碍，有的法律规范甚至与BOT投资方式相抵触，不利于BOT项目实施和发展。本文从：BOT方式的产生与发展；BOT投资方式特征；我国有关BOT方式的立法现状及立法障碍；对完善我国BOT法律制度的建议，这几个方面对BOT方式及在中国利用BOT所遇到的法律问题进行了阐述，着重阐述了就BOT方式进行专门立法的必要性，以实现现行法律体系与BOT方式的衔接。
关键词：BOT 法律障碍 特征 专项立法

BOT是英文Build—operate—Transfer的缩写，即建设—运营—移交，是指政府授予私营企业以一定期限的特许经营权，许可其融资建设和经营特定的公用基础设施，并准许其通过向用户收取费用或出售产品以清偿贷款、回收投资并赚取利润；特许权期满时，该基础设施无偿移交给政府。[1](P142-143) BOT是国际上利用私人资本进行基础设施建设而采取的一种新型融资方式，正式提出于1984年，首倡者是土耳其总理奥扎尔，并首先应用于该国的公共设施的私有化项目，具有融资能力强，自有资本需要量小，投资收益有保障等众多优点，现已受到各国的高度重视和广泛采用。中国举办BOT项目是一项较新的工作，人们对此缺乏系统的了解和认识，现行立法与BOT投资方式所需要的法律保障尚有一定差距。因而分析我国BOT的立法现状及推行BOT方式存在的法律障碍，建立和完善我国调整BOT方式的法律制度已成为当务之急。

一、BOT方式的产生与发展

BOT投资方式的产生，可以追溯至公元前三世纪罗马法（Rocles）的有关规定，这在雅典法中有所记载。如当时通行于地中海地域的关于“海商借贷”（Maritime Loan）的规定，[2] 即以海运提单作为抵押的借贷制度的内容。在BOT投资方式下，承包商或发展商自己向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借贷。靠项目建成后的收益与该项目资产的担保得到回报，这种金融借贷性的项目投资与“海商借贷”的规定相类似。二战后，各国纷纷加速本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发达国家在进行资本与技术的输出过程中，其所采取的合资经营、合作经营等形式受到东道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资金不足的限制。而资金和技术输出的强烈要求，又迫使其不得不考虑采取其它方式，加之发展中国家因急需资金和技术，又不得不多方式引进资金，于是BOT这种自筹资金能力强，无须资金担保的投资方式便创造性地应运而生，并且很快发展、强盛起来。它不仅解决了东道国资金短缺的困难，完成了东道国因资金困难不能完成的工程项目，也使东道国比较容易地引进了先进技术，学到了先进的管理经验，并且培养了技术骨干和技术工人，促进了东道国国民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BOT投资方式实际上是政府和私人企业之间就基础设施建设所建立的特许权协议关系，是“公共工程特许权”的典型形式，其在实际运用中还演化出许多类似形式。根据世界银行《1994年世界发展报告》：BOT还有BOOT（Build —Own—Operate—Transfer）和BOO（Build—Own—Operate）两种方式。

二、BOT投资方式特征

（一）BOT项目以东道国政府特许为前提和基础
BOT投资领域一般属于政府垄断经营的范围，外国投资者基于许可取得通常由政府部门承担的建设和经营特定基础设施的专营权，所谓基础设施通常包括港口、机场、铁路、公路、桥梁、隧道、电力等社会公用设施，如果没有东道国政府特许，外国私人投资根本不可能涉足公共设施等政府专营垄断的领域，也无法筹集到足以支撑项目建设所必需的巨额资金，因此,东道国政府允许外国投资者以BOT方式进入基础设施行业,实质上是东道国政府以特许协议的方式授予外国投资者的特许权,将原本只属于政府的一部分社会管理职能暂时转让给BOT项目公司经营。
（二）BOT项目众多当事方相互关系通过一系列合同进行安排
BOT项目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系统工程，法律关系众多，除主要主体是东道国政府还包括项目筹建集团、项目公司、银行金融机构、承建商、经营管理公司、保险人等一般主体，它们之间通过签订一系列合同、协议来确立、保证和调整各当事方之间的法律关系，这些合同协议共同构成了BOT投资方式的法律框架。如前所述，BOT的核心是政府特许，外国投资者要进行基础项目投资，首先要获得东道国政府的许可以及在政治上的风险和商业风险等方面的支持和保障，而其表现载体就是特许协议。因此，特许协议构成了BOT法律框架的基础。其他所有合同如贷款、工程承包、经营管理、担保等合同均是以此协议为依据，并为实现其内容服务。 [3](P66-68)
（三）BOT合同双方当事人法律地位平等，权利、义务基本对等
BOT投资方式下的合同是通过不同方式签订的，有的是由政府通过招标、投标、选择出一个各方面能力都较强的私人企业，然后再与谈判、详细拟定BOT投资协议的条款，有的是先由外商本人或外商通过其中合作者向政府提出申请，该申请被批准后，政府再与项目发起人通过谈判，签订BOT投资协议，无论哪种方式，BOT合同的主体双方都有签约或不签约的自由以及同意或不同意协议中某个条款的自由，因此，虽然BOT投资方式下合同主体的一方是政府，但当事人双方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他们经过谈判，最终在合同上签字，每一个步骤都是双方当事人积极努力的结果，都反映了双方当事人的合意，不存在一方强迫或欺诈另一方签约的问题。
（四）特许权期限届满，BOT项目无偿交给东道国政府
由于在特许权期限内，外国投资者已偿还贷款，回收投资并赚得利润。所以，BOT项目终结时不需要进行清算，而是由东道国政府收回特许权，并全部无偿地收回整个项目，虽然政府作为一方直接参与BOT项目，但政府在特许期内不投入资金，不承担风险，项目风险全部或大部分由项目公司承担，这与传统合营形式的共同投资，共担风险的基本特点不同。

三 、我国有关BOT方式的立法现状及立法障碍

我国调整BOT方式的法律文件主要是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1995年发布的《关于以BOT方式吸收外商投资有关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和国家计委、电力部、交通部同年联合发布的《关于试办外商投资特许权项目审批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联合”《通知》）同时，BOT项目融资必须符合1995看6月20日我国政府公布的《指导外商投资方向暂行规定》。《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以及国家外汇管理局1995年发布的《关于境内机构进行项目融资有关事宜的通知》和国家计委、国家外汇管理局1997年联合发布的《境外进行项目融资管理暂行办法》对包括BOT项目在内的有关项目融资的问题作出规定。此外，与BOT方式有关的法律还有《关于借用长期国外贷款实行总量控制下的全口径管理的范围和办法》、《能源供应和消费的规定》、《外汇控制规定》、《关于外商投资电厂建设的暂行规定》、《电力法》等，这些法律规定基本构成了我国有关BOT方式的法律保障体系，为我国BOT项目运作起到了一定的指导作用。尽管如此，我国目前调整BOT方式的法律制度仍不健全尚未形成有利于BOT项目实施的较为完善的法律环境，各地在实际运作中仍会遇到许多法律障碍，不利于BOT项目的实施和发展。
（一）两《通知》的内容存在冲突
两《通知》有关BOT方式中应否转移项目所有权问题的内容存在冲突，外经贸部的《通知》将BOT界定为“建设—运营—转交”的狭义模式，显然认为在BOT方式中不应包括转移项目的所有权，而联合《通知》第2条则规定，在特许期内项目公司拥有特许权项目的所有权，显然将BOT理解为BOOT模式，认为BOT方式中应包括转移项目所有权，两部规章内部上的冲突会造成实践中的无所适从或各行其是，不利于BOT方式在我国的良好发展。
（二）现行的外汇管理法规阻碍了BOT项目在我国的顺利实施
BOT用于我国基础设施项目，在具体实施BOT项目时，项目公司主要以境外外汇融资，而收益形式却为人民币，BOT方式的特殊性决定其不具有创汇能力，外商投资者迫切希望东道国政府允许其将当地货币兑换成外汇并可自由汇出境外，我国属于外汇管制的国家，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尽管1996年新的《外汇管理条例》在经常项目下实行浮动汇率制，而在资本项目下仍然实行严格管制，加上我国有关三资企业外汇收支平衡的规定对BOT方式又不适用，不仅使项目公司面临外汇兑换风险，也会遭到外汇平衡的矛盾。如果外汇平衡问题及当地货币汇兑问题不能妥善解决，将会严重挫伤外商来中国实施BOT项目的积极性，影响项目的正常经营，阻碍了BOT项目在我国的顺利实施。
（三）现行规定使谈判难度大，审批程序过于繁琐
由于BOT投资方式自身的特殊性、复杂性加上人们对BOT项目认识程度低，缺乏谈判经验，加上国家计委的《通知》关于投资回报率不允许谈判的规定，增加了谈判难度，因为，一个项目的投资回报率很低，就很难吸引外商投资者，而BOT项目的外国投资者又非常注重投资回报率的问题，很多项目的谈判围绕回报率问题要进行多轮艰苦的“拉锯式”谈判，最终也无法达成一致，使外国投资者感到投资收益无法保障，因而积极性受挫。
BOT项目及项目公司的设立，要经过复杂的审批程序，而且主管机构依照项目的投向和规模的不同采取不同的审批程序，加上官僚主义的办事作风，行政办事效率低下，使得外商投资者认为我国BOT项目的审批程序混乱，涉及诸多部门造成项目存在多处不确定性，严重挫伤外商投资者举办BOT项目积极性。

四、对完善我国BOT法律制度的建议

（一）在BOT立法中对国内外投资者做出统一规定
BOT方式既包括国际BOT方式即吸收外国投资者投资的方式，又包括国内BOT方式即吸收本国投资者投资的方式。我国属于发展中国家，多采用BOT方式中吸取外国资本投资的形式，但是也有国内民营企业承担BOT项目的可能性。比如1996年泉州市民营企业名流实业有限公司即以BOT方式承担了刺桐大桥工程的建设，所以对国内BOT方式加以规定，已是不容忽视的问题。
我认为应在BOT立法中对国内外投资者作出统一规定，但是BOT方式的特殊性使得国内外投资者共同面临着许多法律障碍。因此，有必要在BOT立法中对国内外投资者遇到的共性问题作出统一规定，以消除国内BOT方式遇到的法律障碍，减少国内外投资者的差别待遇，避免不必要的立法重复，增强立法的前瞻性。
（二）完善BOT方式中我国政府保证中的有关规定
BOT方式投资于东道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对外商投资者有利可图，而它存在超过一般投资方式极大的商业风险和政治风险，而一般商业风险外国投资者可以通过加强可行性研究以预测风险，严格管理以降低成本或向保险公司投保分散风险等方式来规避、化解，而政治风险则是BOT项目的外商投资者难以预测的。他们希望东道国政府能够提供一定程度的保证。我国法律虽未对政府为BOT项目进行保证实行禁止，但现行法律规范的规定较为含混，如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8条规定“国家机关不得为担保人”。1995年外经贸部的《通知》规定：“政府机构一般不应对项目作任何形式的担保或承诺（外汇担保、贷款担保等）。
因此，人们普遍认为，政府不能对BOT项目提供保证，这是对政府保证和一般担保的混淆，使得一些外商投资者认为在中国搞BOT项目条件不成熟，风险太大，从而影响我国BOT项目的顺利开展。
而从国际实践来看，政府对BOT项目中的保证有两类：一类是对投资回报率等问题所做的商业担保，另一类是政府对项目发起人所做的政策性承诺，而我以为，我国应采用第二种担保。因为以投资回报率为例，有投资就有风险，而此类商业担保中的风险是投资者可预测的商业风险，如果承诺给予对方，则无异于将本应由投资者承担的风险转移政府身上，容易使政府陷入债务危机之中，这种做法虽然会吸引更多的投资者投资BOT项目，但无疑是在损害国家利益。因此我国BOT政府保证应仅限于第二类担保，即政府对项目发起人所作的政策性承诺，应包括以下内容：1、对BOT项目保证不实行国有化和征收，在特殊情况下根据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对BOT项目可以依照法律程序进行征收，并给予适当的补偿。2、保证对BOT项目的外汇兑换，解决项目公司外汇平衡。3、对投资者给予竞争保护，即不在同一地区从事相同性质的基础设施建设，保证投资者的收益不会受到竞争威胁。4、保证给予投资者一定的优惠政策和鼓励措施等。
政府一旦将保证内容写入BOT协议中，就应承担起保证义务。政府一旦违反保证义务，即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而这必将影响有关国家害豁免的问题，我国长期以来都坚持国家绝对豁免主义。而BOT项目规模大，周期长，如果我国在BOT方式中仍采用此观点，则会使BOT投资者失去法律救济途径，不利于对BOT投资者的权益保护，减少投资者投资我国BOT项目的信心，从而影响BOT在我国的推行。因此，我认为，我国政府对BOT项目放弃或部分放弃国家豁免权，以加强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增强投资者的信心，促进BOT方式在我国的推行。
（三）在BOT投资方式中关于《ＳＣＭ协议》应注意的问题
我国《外商投资企业及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对从事基础设施建设的外资项目规定了特殊的税收减免等优惠，属于产业性税收减免优惠，是《补贴与反补贴协议》（简称《SCM协议》）中规定的可申诉补贴，可能招致别国根据《SCM协议》或其反补贴法对我国提起的反补贴指控。如果指控成立，将使我国遭受重大损失。而在BOT方式中，优惠政策又必不可少，因此，为了避免反补贴指控，应调整税收减免等优惠措施，增加《SCM协议》中的不可申诉补贴形式，如增加环保补贴和西部地区的补贴 等。
（四）进行BOT专项立法，完善我国BOT法律制度
我国尚未制定有关BOT的法律或法规，因此，我国亟需制定一部关于BOT 投融资方式的专项立法，以规范BOT方式的操作程序和运作方式，实现现行法律体系与BOT方式的衔接，为BOT方式提供良好的法律环境。
1、BOT立法模式的选择
贵州省人大常委会


贵州省农业机械管理条例
贵州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1996年8月2日贵州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农业机械管理，保护农业机械经营者、使用者和所有者的合法权益，促进农业机械化的发展，更好地为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服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农业机械是指用于农、林、牧、渔业生产和农副产品加工的动力机械、作业机械、运输机械。
第三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农业机械生产、管理、科研、推广、销售、维修、使用的单位和个人，必须遵守本条例。
第四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农业机械化工作的领导，将其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增加对农业机械化事业的投入，鼓励开展农业机械科学技术研究、技术推广和农业机械的技术改造。发展农业机械教育事业，完善农业机械服务体系，逐步实现农业机械化。
第五条 县级以上农业机械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农业机械管理工作。
根据需要设置的乡级农业机械管理服务站负责本辖区内农业机械管理工作，由县级农业机械主管部门与乡级人民政府按照各自的职责分工，实行双重领导。
公安机关依法委托农业机械主管部门负责上道路行驶的专门从事运输和既从事农田作业又从事运输的拖拉机安全技术检验、驾驶员考核、核发全国统一的道路行驶牌证等项工作。并有权进行监督、检查。
县级以上公安机关可以委托农业机械主管部门对上道路行驶的农用运输车依照前款规定进行管理。
公安、交通、技术监督、工商、税务、机械等部门按各自职责管理农业机械工作。
第六条 对在农业机械化事业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给予表彰和鼓励。

第二章 社会化服务
第七条 县级以上农业机械主管部门和乡镇农业机械管理服务站，应当建立健全农业机械社会化服务体系，对农业机械使用者提供信息、技术咨询、人员培训、维修等方面的指导和服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无偿调拨、占用农业机械管理服务组织的房产、场地、设备和资金。
第八条 农业机械科研单位、设置农业机械专业的院校、农业机械技术推广机构和乡镇农业机械管理服务站，应根据农村市场经济发展需要，开展多种形式的农业机械经营服务，新产品开发和技术推广。
第九条 农业机械科研单位、技术推广机构、有关院校及科技人员，以技术转让、技术服务和技术承包形式提供农业机械技术的，其合法收入受法律保护。
第十条 鼓励和支持乡镇农业机械管理服务站和个人兴办为农业服务的经济实体，开展多种形式的服务、经营。购置、租赁和推广先进适用的农业机械，增加为农村经济服务的功能。有关部门在税收、信贷等方面按国家规定给予优惠。
第十一条 经县级以上农业机械主管部门认可的农业机械技术培训机构，负责承担拖拉机、农用运输车和其它农业机械的驾驶、操作、维修及管理人员的教育培训工作。
各级人民政府应积极扶持少数民族地区、边远贫困山区开展农业机械技术教育培训工作，促进农业机械化事业发展。
第十二条 乡镇农业机械管理服务站应当逐步完善乡村农业机械社会化服务功能，为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和发展农村经济提供服务，向农户推荐优质适用的农业机械。
第十三条 在开展农业机械社会化服务中，应保证服务质量，不误农时；属有偿服务的，收费应合理。

第三章 经销与使用
第十四条 单位和个人经销的农业机械产品必须符合国家有关技术标准，并有产品检验合格证明。
经销农业机械产品的单位和个人，必须对其经销的农业机械产品的质量负责，禁止以假充真、以次充好、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
经销国家规定实施安全认证或推广许可证制度的农业机械产品，必须具有安全认证或推广许可证标识。对可能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农业机械产品，应有中文警示说明或警示标识。
第十五条 单位和个人经销农业机械产品应当做好售后服务工作，不得损害消费者的利益。按国家有关规定对经销的产品实行修理、更换、退货。
第十六条 农业机械驾驶、操作人员必须遵守安全操作规程，不得违章作业。不得将农业机械交给无驾驶证或操作证的人员驾驶或操作。
第十七条 推行农业机械作业合同制。签订农业机械作业合同，应当有作业质量和作业安全的内容。
第十八条 发生严重自然灾害时，各级地方人民政府可以调动农业机械进行救灾、抢险，并给予农业机械所有者适当经济补偿。
第十九条 单位和个人拥有的农业机械按国家有关规定应当报废的，必须收缴牌、证，不得转让或买卖。不得自行拼装农业机械。

第四章 质量监督
第二十条 县级以上技术监督部门负责对农业机械产品质量进行监督。
县级以上农业机械主管部门负责对农业机械产品质量进行行业监督管理。
技术监督部门依法设置或授权的法定农业机械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机构，负责本地区推广、经销、使用的农业机械产品的质量检验和农业机械新产品投入使用前的质量鉴定检验。
第二十一条 省农业机械主管部门根据质量监督检验机构作出的农业机械检测鉴定结论，组织专家评审，对适应本地区的合格产品应积极推广，并公布产品名称、编号和生产单位。
第二十二条 单位和个人从事农业机械维修，必须具备农业机械修理条件，并配备必要的检测设备，取得维修技术合格证。
第二十三条 经县级以上农业机械主管部门鉴定，属承修农业机械不合格的，应当进行返修。因修理质量造成经济损失的，应当赔偿。

第五章 安全监理
第二十四条 各级农业机械安全监理部门依法行使农业机械安全管理职能，负责农业机械牌证管理，技术检验，驾驶、操作人员的考试、考核，安全检查，纠正违章和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管理条例》规定的道路外作业发生的农业机械事故。
第二十五条 农业机械驾驶、操作人员应服从农业机械安全监理部门的安排，参加乡、镇农业机械安全联组，接受安全教育和管理。
第二十六条 单位和个人拥有拖拉机、农用运输车、柴油机、耕作机械、收获机械的应到农业机械安全监理部门办理注册登记，领取号牌、行驶证或使用证，并办理第三者责任保险后，方准使用。从事营业运输的，应按交通、工商、税务部门的规定办理有关手续。
纳入牌证管理的农业机械定期实行检验制度。经检验不合格的限期修理，并进行复验，复验不合格的，不准继续使用。
需转让农业机械的，应办理过户、变更手续。
第二十七条 禁止拖拉机和农用运输车从事客运。
第二十八条 本条例第二十六条所列农业机械的驾驶、操作人员，须经县级以上农业机械安全监理部门考核合格，取得驾驶、操作证后方可驾驶、操作相应的农业机械。
农业机械驾驶、操作人员须按规定参加农业机械安全监理部门的审验。未经审验或审验不合格的，不得继续驾驶或操作农业机械。
第二十九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管理条例》规定的道路外发生农业机械事故，造成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的当事人及有关人员应当保护现场，抢救伤者和财产，并及时报告当地农业机械安全监理部门。
农业机械安全监理部门接到农业机械事故报告后，应立即派员赶赴现场，组织救护，勘查现场，收集证据，处理事故，尽快恢复生产秩序。
农业机械发生重大、特大事故时，由农业机械安全监理部门依法配合公安等有关部门进行处理。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四条规定的，由技术监督、工商部门责令停止经销，并按有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罚。
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九条规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机械主管部门处以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并将农业机械依法报废。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机械主管部门可处以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违反工商、税务规定的，由有关部门依法处罚。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的，由县级以上农业机械安全监理部门给予警告或处以10元以上50元以下的罚款，可并处吊扣3个月以下驾驶、操作证。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的，可由县级以上农机安全监理部门对驾驶员单处警告或20元以下罚款，也可以单处吊扣一个月以下驾驶证。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的，由县级以上农业机械安全监理部门给予警告或处以100元以下的罚款，可并处吊扣6个月以下的驾驶、操作证。
第三十六条 对违反本条例造成农业机械事故的由县级以上农业机械主管部门给予下列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造成轻微事故负同等责任以上或一般事故负次要责任的，处警告或50元以下罚款；
（二）造成一般事故负同等责任以上的，处50元以上100元以下的罚款，可并处吊扣3个月以下驾驶证或操作证；
（三）造成重大事故负同等责任以上或特大事故负次要责任以上的，处100元以上200以下罚款，可并处吊扣3个月以上6个月以下驾驶证或操作证；情节严重的，可以吊销驾驶证或操作证。
第三十七条 农业机械主管部门应加强内部管理，完善监督机制。
工作人员应廉洁自律，依法办事。对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工作人员，所在单位或上一级主管机关应给予行政处分；造成经济损失的，由所在单位和责任人员依法予以赔偿；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八条 以谩骂、威胁、暴力等方式阻碍、拒绝农业机械监理人员依法执行公务，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依法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九条 被处罚单位或当事人对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处罚通知书之日起15日内，向作出处罚决定机关的上一级机关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申请人不服复议决定的，可在收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逾期不申请复议
，不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作出处罚决定的农业机械主管部门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条 省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本条例制定具体办法。
第四十一条 本条例自1996年10月1日起施行。



1996年8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