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严格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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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济宁市人大常委会


济宁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事任免办法

（1988年12月1日济宁市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6次会议通过 1998年12月16日济宁市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5次会议第一次修订 2004年4月30日济宁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9次会议第二次修订 2008年6月30日济宁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4次会议第三次修订）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保障济宁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以下简称常务委员会)依法行使任免权，规范任免程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常务委员会行使任免权，应坚持党管干部、充分发扬民主和严格依法办事的原则。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常务委员会任免、决定任免、批准任免、接受辞职、撤销职务等事项。

第二章 任免范围
第四条 在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常务委员会主任因为健康情况不能工作或者缺位时，由常务委员会第一副主任代理主任职务，直到主任恢复健康或者人民代表大会选出新的主任为止。
第五条 在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根据主任会议的提名，任免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的个别副主任委员和部分委员。
第六条 根据主任会议的提名，通过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和委员。
第七条 根据主任会议的提名，通过常务委员会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和委员。
第八条 在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受理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提出的辞职请求，并决定是否接受辞职。决定接受辞职后，报人民代表大会备案。
第九条 根据主任会议的提名，任免常务委员会副秘书长和各室主任。
第十条 在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市长因故不能担任职务时，根据主任会议的提名，从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中决定代理市长的人选。
第十一条 在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根据市长的提名，决定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的个别任免。
第十二条 根据市长的提名，决定市人民政府秘书长、主任、局长的任免。
第十三条 在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受理市人民政府市长、副市长提出的辞职请求，并决定是否接受辞职。常务委员会决定接受辞职后，报人民代表大会备案。
第十四条 在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根据市长或主任会议的提请，决定撤销个别副市长的职务；决定撤销市人民政府秘书长、主任、局长的职务。
第十五条 在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因故不能担任职务时，根据主任会议的提名，从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中决定代理院长的人选。
第十六条 根据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的提名，任免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
根据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的提名，任免济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院长、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
人民陪审员的任免按照有关规定办理。
第十七条 在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受理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提出的辞职请求，并决定是否接受辞职。常务委员会决定接受辞职后，报人民代表大会备案。
第十八条 在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根据主任会议的提请，决定撤销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的职务。由市中级人民法院报经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请省人大常委会批准。
第十九条 根据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或主任会议的提请，决定撤销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的职务，决定撤销济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院长、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职务。
第二十条 根据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的提请，批准撤销县市区人民法院院长的职务。
第二十一条 在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因故不能担任职务时，根据主任会议的提名，从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中决定代理检察长人选。常务委员会决定后，由市人民检察院、常务委员会分别报省人民检察院、省人大常委会备案。
第二十二条 根据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提名，任免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
根据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提名，任免城郊地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
第二十三条 根据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提请，批准任免县市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第二十四条 在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受理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出的辞职请求，并决定是否接受辞职。决定接受辞职后，由市人民检察院报经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请省人大常委会批准，并报市人民代表大会备案。
第二十五条 根据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提请，批准接受县市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辞职。
第二十六条 根据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或主任会议的提请，决定撤销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的职务，决定撤销市人民检察院城郊地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和检察员的职务。
第二十七条 根据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提请，批准罢免县市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职务。
第三章 任免程序
第二十八条 凡拟提请常务委员会任命的人选，有关机关应当对其进行全面考察。送达常务委员会的考察材料应当如实反映被提请任命人员的基本情况，客观、准确地反映被提请任命人员的德、能、勤、绩、廉和法制观念，以及民主推荐、民主测评和任前公示等方面的具体情况。
凡不具备法律、法规等规定的任职资格的，不得提请常务委员会任命其担任相应的职务。
第二十九条 凡提请常务委员会审议的人事任免案，提请机关应于常务委员会会议召开十日前提出。任职的要报送拟任职人员的基本情况、简历、主要表现、不足和任职理由等方面的材料，免职的要说明理由。
常务委员会人事代表工作室负责对提请送达的人事任免材料进行初审。如果发现被提请任免人员的材料不清楚或送达的材料不符合要求，应要求有关机关作进一步了解并补送有关材料。
提请撤销职务的，应附有综合性核查材料。
逾期提出的人事任免案或未按要求报送有关材料，常务委员会会议不予审议。
第三十条 提请常务委员会任免的市政府组成人员、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济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院长、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城郊地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人选，在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前，应由党委组织部门向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介绍被提名人的有关情况。
第三十一条 在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请求辞职的人员，由本人以书面形式向常务委员会提出辞职请求。
第三十二条 提请常务委员会任命的市人民政府组成人员，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济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院长，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城郊地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在任命前，应参加由常务委员会组织的法律知识考试。因特殊情况不能参加考试的，由主任会议批准。对未经批准不参加考试或考试不及格者暂缓任命，经补考及格后再进行审议，补考仍不及格者，一年内不得再提请常务委员会任命同一职务。
第三十三条 常务委员会对提请任命的市中级人民法院庭长、副庭长、审判员、济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审判员，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城郊地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员实行任前审查制度。常务委员会人事代表工作室会同内务司法工作室对拟提请任命人员进行任前审查。主要审查任职资格、条件、提名程序和民主测评情况，并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公示。
第三十四条 提请的人事任免议案、撤销职务议案、辞职请求，由主任会议决定是否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如果对有关情况需要进一步了解，提出议案的机关负责人应到会进行说明或者提供补充材料。否则，可以暂缓提交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或表决。
第三十五条 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人事任免议案时，提请人或提出议案的机关负责人应到会介绍被提名人选的情况，说明任免理由，并负责解答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提出的有关问题。
第三十六条 被提请任命的市人民政府组成人员，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济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院长，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城郊地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应到会作供职发言。
第三十七条 常务委员会会议通过人事任免议案时，凡应由常务委员会任命的常务委员会副秘书长、各室主任、“一府两院”人员，均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表决；对提请罢免或撤销职务的，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表决；对免职、接受辞职请求及其他人员的任命、批准任命，均采用举手的方式进行表决。表决结果，以全体组成人员的过半数通过，由会议主持人当场宣布。
表决前，提请机关要求撤回的，经主任会议同意，对该议案的审议即行终止。
第三十八条 当提请常务委员会任命、决定任命的地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未获通过时，可根据工作需要和本人条件，由提请机关向另一次常务委员会会议继续提名。如两次提名仍未获通过，不得再提名其作为同一职务的人选。
第三十九条 经常务委员会任免或批准任免、撤销职务或批准撤销职务的人员，均以正式文件通知提请机关，并由常务委员会对外公布。
在常务委员会会议未通过前，不得对外公布，不得到职或离职。
经常务委员会决定接受有关人员辞职请求后，以正式文件通知请求辞职的本人及其机关。
需报请上级机关批准、备案和下达批复的，由提请机关按照有关规定办理。
第四十条 经常务委员会任命和决定任命的常务委员会副秘书长、各室主任；市政府秘书长和各委办局的主任或局长；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济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院长、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城郊地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由常务委员会主任签发任命书。颁发任命书仪式，由主任会议决定。
第四十一条 人民代表大会按法定时间换届，市人民政府组成人员的任期同时届满。
新的一届市人民政府领导人员依法选举产生后，应当在两个月内提请常务委员会任命市人民政府秘书长、各委办局主任、局长。未被重新提请决定任命的市人民政府组成人员，其职务自行终止，不再办理免职手续。
第四十二条 经常务委员会任命的常务委员会机关、市中级人民法院、济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城郊地区人民检察院工作人员，如果换届后原任职务没有变动，不再重新办理任命手续。
第四十三条 经常务委员会任命的人员，如果受到行政处分及在任职期间亡故的，由提请机关报常务委员会备案。
第四十四条 经常务委员会任命的人员，工作调动或离职、退休，须按本办法办理免职手续。
第四十五条 机关撤销、合并或变更名称时，经常务委员会任命的人员，其原任职务由提请机关注销，报常务委员会备案。
合并或变更名称后的新机构，需由常务委员会任命的人员，按本办法有关规定办理。

第四章 附 则
第四十六条 本办法自通过之日起施行。



“法律与文学”：主旨、方法与局限

胡水君

　　“法律与文学”被认为是近30年来出现于北美和英国的最令人兴奋的跨学科理论研究，也被认为是西方“后现代法律运动”的重要一支。其文学视角不仅让人耳目一新，也为西方法学及其案例教学带来了挑战，增添了活力。

　　“法律与文学”的渊源可追溯到怀特（J.B.White）1973年出版的《法律想象：法律思想和表述的属性研究》一书，其关注的主要问题包括：文学作品（包括诗、戏剧、小说、散文、童话、新闻报道等）中的法律问题；法律、文学与解释学、语言学、修辞学等的交叉研究，这主要是将文学批评与解释学适用于法律领域；法律、文学与正义、伦理、惩诫、压迫等的关系，这侧重于对法律、文学的背景分析；法律对民间文学等作品的保护和管制等。因之，“法律与文学”运动主要有如下观点：法律与文学紧密联系，二者都涉及解释、叙事、阅读、书写、表达，都是语言、故事、人类经验的交汇之所，作为特定文化世界的话语共同体的语言可以将二者统一起来；可以将文学带入到对法律和秩序的属性、正义与非正义、法律的人文背景等问题的研究，文学研究有助于法律伦理属性的研究，文学思想与实践为法律中的人文主题提供了洞见；运用文学手法，法律和判决可以得到更加充分的分析等。

　　人们一般习惯于将“法律与文学”分为两支：“文学中的法律”和“作为文学的法律”，前者着重于对小说和戏剧中的法律秩序描写的研究；后者则运用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来帮助阅读和解释法律文本（法律文本主要包括宪法、制定法、审判和行政规则、判决意见等），这有时也被人称为“法律中的文学”。

　　“文学中的法律”将文学名著看作是发现法律价值、意义和修辞的媒介，其倡导者认为，文学名著有助于理解一般性的法律问题，如复仇、罪、罚等；莎士比亚、狄更斯、卡夫卡、加缪等人的法律小说也是律师和法官们良好的读本，它们有助于增强法律家的“法律文学感”。有人说，“在一名律师或者一名法律系学生阅读了狄更斯的《荒凉山庄》之后，他就不再会对在桌间穿梭的当事人完全冷漠或‘客观’了”。威斯伯格（R.H.Weisberg）也说，“关于法律的小说……特别是‘法律程序小说’，是通往人类理解的道路。”威斯伯格尤其善于通过加缪、卡夫卡、陀斯妥夫斯基等人的现代小说来分析法律，他的《语词的失败》（1984）是运用文学名著方法的范本，在他看来，文学名著为法律的各种人文价值提供了最好的伦理描述，也向我们提供了政府专制的重要教训。他还提出了“诗伦理学”（poethics）概念，他说，“文学是我们以一种伦理的方式了解法律的一种活生生的、可以接受的媒介”，借助文学来理解法律向人们提供了一种“法律的诗学方法和阅读的诗伦理学”，“诗伦理学，在其关注法律交流，关注那些被视为‘他者’的人群方面，试图重新激活法律的伦理要素。”魏斯特（R.West）也曾经利用卡夫卡的作品来批评对法律的经济分析，她借卡夫卡的《审判》指出，卡夫卡描绘了现代社会中权威与服从之间的矛盾冲突、个体的异化等伦理问题，这些是远远不能用纯粹科学分析来说明的，法律的经济分析者在这一点上无疑太过“乐观”，太过理性了。

　　“作为文学的法律”将法律视为同任何其他文学故事一样可以被理解和解释的故事，其倡导者主张运用更为广泛的文学批评方法和理论来分析法律文本、考察法律样式同法律修辞学的属性，这实质上是将文学理论和文学分析的技巧和方法适用于法律，因之，语言、文学批评手法以及解释方法的运用尤其受到了重视。诸如“讲故事”、修辞学、隐喻、寓言以及叙事等都被广泛运用到了法律领域。作为“讲故事”的书写与作为“科学”的书写针锋相对，通过讲述基于个人切身经验、虚构的故事乃至奇闻逸事，人们可以描述一种有可能获得读者认同（或者让其摸棱两可）的共同经历，让人们洞察为法律的权威性文本所忽略的一些方面，并在法律话语中穿插一些没有在法律的官方故事中被提到的人群的视角，从而揭示现代法学的普遍“思想形式”。此外，法律解释也被认为是文学解释的一个特定种类，解释方法以及法律文本的意义也得到了关注。目前，解释方法在宪法学界尤为流行，费什（S.Fish）、费斯（O.M.Fiss）、列文森（S.Levinson）等都是运用这一方法的代表。解释方法的运用产生了如下问题：法律解释能否超出作者原意？基本的文学解释方法能否被用来发现法律研究的最好解释框架？为了发现法律文本的复杂性，是否需要目的开放的道德解释准则？有法律批评家在运用解释方法时对法律文本的官方解释提出了挑战，他们鼓励读者通过质疑法律文本的权威而发现新的意义和解释，例如，费什就认为，文本的意义是由拥有共同的社会和审美习惯的“解释共同体”所创造的，解释共同体的传统和习惯实际上对文本的意义起了作用，读者群构成了文本的权威之源，而法律的官方解释则是在“法律话语”的语境下进行的。总体来说，“作为文学的法律”十分看重语言、修辞艺术和解释方法，并且主张老师和学生都应当对各种文学理论有所了解，以便日后在做律师时能够更好地理解文本的意义。

　　当然，“法律与文学”的上述两种划分并没有看上去那么严格，事实上，二者都重视文本的意义以及文学理论的运用，要将二者截然分开是不可能的。尽管有人指出，“法律与文学”经历了一个从“文学中的法律”的本质主义到“作为文学的法律”的反本质主义的转向，但严格区分二者无疑是夸大了二者的差别。在怀特看来，作此区分只是为了方便起见。卡夫卡曾经把法律学习比作吃锯木屑，看来法律的学习远不是一件容易而有趣的事。而“法律与文学”兴起的一个原因正在于使法律教学成为一种轻松而有意思的事情。同时，“法律与文学”的兴起也很难说与西方文艺理论的繁荣、英美国家的判例法传统（律师和法官在这一传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以及后现代思潮没有关系。而“法律与文学”能够崛兴的最要紧的条件或许还在于法律与文学之间的联系，贝尔（C.Bell）曾经提到法律与文学的如下联系：文学名著很多都与法律、法律制度相关；解释问题对文学和法律批评与研究都很重要；法律家和文学家都知道语言和修辞的用处；法律（如关于淫秽作品的法律、版权法等）通过各种形式对文学作品予以管制。这些联系在波斯纳（R.Posner）的《法律与文学》（1988／1998）中得到了更为详细的阐明。但波斯纳始终没有忽视法律与文学的差别，他认为法律在小说中完全是补助性的，小说主要想说明的并不是法律，因此，必须把“具体的法律问题”和小说对“人类处境”的关怀区分开，他告诫世人：“最好不要将成文法理解为文学作品，而应将之理解为一种命令。”就此而言，法律与文学之间不可逾越的差别正构成了这一运动向外扩展的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