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一百六十条处理香港原有法律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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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之间的协定


（签订日期１９７９年６月２９日 生效日期１９７９年８月６日）
　　鉴于联合国大会设立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以下简称“开发计划署”），以支持和辅助发展中国家自己努力解决其经济发展最重要的问题，并促成其社会进步，提高生活水平；
　　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以下简称“中国政府”）有意请求开发计划署援助，以增进其人民的利益；
　　为此，中国政府与开发计划署（以下简称“缔约双方”）本着友好合作精神，订立本协定。

　　第一条　本协定的范围
　　１．本协定载列开发计划署及其执行机构协助中国政府执行其发展项目，以及开发计划署的这种援助项目在执行时所应遵守的基本条件。本协定适用于开发计划署的所有这种援助，也适用于缔约双方为了规定这种援助的细节，或为了进一步详细规定缔约双方和执行机构按照本协定对这种项目分别承担的责任，而订立的项目文件或其他文件（以下简称“项目文件”）。
　　２．开发计划署根据本协定提供的援助，应以中国政府提出并经开发计划署核定的请求为限。此项援助应向中国政府或其指定的实体提供，并应按照开发计划署主管机关各项可以适用的有关决议和决定提供和接受，但须以开发计划署获得必要的资金为条件。

　　第二条　援助的形式
　　１．开发计划署根据本协定向中国政府提供的援助，可以有下列各种形式：
　　（ａ）咨询专家、顾问包括顾问公司或顾问组织的服务；专家、顾问包括顾问公司或顾问组织由开发计划署或有关执行机构选定，并向开发计划署或有关执行机构负责；
　　（ｂ）业务专家的服务；业务专家由执行机构选定，以中国政府公务员身份或以中国政府依照本协定第一条第２款指定的实体的职员身份，担任业务、行政或管理性质的职务；
　　（ｃ）联合国志愿人员（以下简称“志愿人员”）的服务；
　　（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下简称“中国”）境内不易得到的设备和供应品；
　　（ｅ）讨论会、训练方案、示范项目、专家工作组和有关活动；
　　（ｆ）奖学金、研究金，或类似的安排；在这些安排之下，由中国政府提名并经有关执行机构批准的人选可以进行学习或接受训练；
　　（ｇ）中国政府与开发计划署商定的任何其他援助形式。
　　２．中国政府应通过开发计划署派在中国的驻地代表（参看本条第４款〔ａ〕项），并按照开发计划署规定的申请方式和程序，向开发计划署提出援助的申请。中国政府应向开发计划署提供一切适当的便利和有关的资料，以便审评这项申请，对于投资性的项目，并应表示采取后续行动的意愿。
　　３．开发计划署可以在其认为适宜的外界协助之下，直接向中国政府提供援助，或通过在开发计划署援助项目的执行上负有主要责任和为此目的具有独立订约者地位的执行机构，提供这种援助。开发计划署直接向中国政府提供援助时，本协定中所称执行机构，除上下文显示另有所指者外，应视为指开发计划署而言。
　　４．（ａ）开发计划署可以在中国设立常驻代表处，由驻地代表主持，代表开发计划署驻在中国，并作为开发计划署与中国政府之间一切有关开发计划署事务的主要联系渠道。驻地代表代表开发计划署署长，对开发计划署在中国境内执行的计划的各方面，担负全部责任，具有最高权力。对于联合国其他组织驻在中国的代表而言，驻地代表为集体工作的领导人，但应顾及各代表的专长，以及他们与中国政府各有关机关的关系。驻地代表代表开发计划署与中国政府各有关机关，包括中国政府的外援协调机构，保持联系，并应将开发计划署的政策、准则和程序，以及联合国的其他有关计划，通知中国政府。必要时，驻地代表应协助中国政府拟订开发计划署国别计划和项目的申请书，以及有关变更国别计划或项目的建议，确保开发计划署通过各执行机构或该署顾问提供的一切援助取得适当的协调，必要时协助中国政府使开发计划署的活动同在中国境内执行的国家、双边和多边计划取得协调，并执行署长或执行机构委托的其他职务。
　　（ｂ）开发计划署驻中国的代表处，由开发计划署斟酌妥善执行职务的需要，设置其他工作人员。开发计划署应将代表处成员及其家属姓名，以及各人身份的变动，随时通知中国政府。

　　第三条　项目的执行
　　１．中国政府应继续对开发计划署援助的发展项目，以及实现有关项目文件所述的目标负责，并应执行本协定和各项目文件所规定的项目的各部分。开发计划署承诺，依照本协定和项目文件中的工作计划向中国政府提供援助，并协助中国政府实现其投资后续行动的意愿，以配合和辅助中国政府在各项目中所分担的工作，中国政府应将直接负责参加开发计划署各援助项目的中国合作机构通知开发计划署。在不妨碍中国政府对项目所负全面责任的情况下，缔约双方可以商定由一个执行机构与该合作机构协商，并在取得其同意后，承担执行项目的主要责任，为此商定的任何办法，以及如在项目执行期间向中国政府或其指定的实体移交此种责任的任何办法，均应在项目文件所包括的项目工作计划中予以规定。
　　２．中国政府应事先履行经双方同意为开发计划署援助某一项目所必需或应有的任何义务，这是开发计划署和执行机构履行它们对该项目的义务的条件。如果未事先履行这类义务而已开始提供援助时，开发计划署可以停止或暂停该项援助，但在停止或暂停援助之前，应先通知中国政府。
　　３．中国政府与执行机构之间就执行开发计划署援助项目订立的任何协定，或中国政府与业务专家之间订立的任何协定，均应遵照本协定的规定。
　　４．合作机构应斟酌情况，并与执行机构协商，为每一项目指派一名专任经理，以执行合作机构指派的任务。执行机构应斟酌情况，并与中国政府协商，委派一名首席技术顾问或项目协调专员，对执行机构负责，在项目一级监督执行机构在该项目中所分担的工作。他应监督并协调专家们和执行机构的其他工作人员的工作，并负责中国政府对口人员的在职训练。他应负责管理和有效利用开发计划署资助的一切投入，包括对项目提供的设备。
　　５．咨询专家、顾问和志愿人员在执行职务时，应与中国政府或其指定的人员或机构密切协商，并应遵守中国政府针对各该人员职务性质和所提供援助而发出的指示，以及开发计划署、有关执行机构和中国政府共同商定的指示。业务专家专对中国政府或指定服务的实体负责，只接受中国政府或指定服务的实体的领导，但不得要求他们执行与其国际身份不相符的或与开发计划署或执行机构的宗旨不相符的职务。中国政府同意每一业务专家开始任用的日期，应与他同有关执行机构所订合同的生效日期一致。
　　６．领取研究金的人员应由中国政府提名，并由执行机构选定。此种研究金应按照执行机构的研究金政策和办法管理。
　　７．开发计划署资助或提供的技术性和非技术性设备、材料、供应品以及其他财产均属于开发计划署所有，但通常应按照中国政府与开发计划署共同商定的条件，将其所有权转让给中国政府或其指定的实体。
　　８．关于各项发明、发现的专利权、版权和其他类似权利：
　　（ａ）凡是明确单纯由于开发计划署根据本协定提供援助而产生的发现或著作，其专利权、版权和其他类似权利，均为开发计划署所有。
　　（ｂ）中国政府只须向开发计划署发出通知，即有权在中国境内使用和利用，而免交权益费或任何类似的费用，并可按照其认为适当的条件，颁发使用和利用的执照。
　　（ｃ）开发计划署只须向中国政府发出通知，并注意到中国政府的意见，即有权颁发在中国境外使用和利用的执照。
　　（ｄ）开发计划署应将其根据同别国订立的类似协定而取得的一切发明、发现的专利权、版权和其他类似权利，通知中国政府。
　　（ｅ）中国政府根据本协定所享的利益，不得低于任何其他国家根据开发计划署同该国订立的任何类似协定所享的利益。

　　第四条　项目的有关资料
　　１．中国政府应就开发计划署援助的项目，项目的执行、项目的继续可行性和正确性，以及中国政府依照本协定或项目文件履行义务的情况，向开发计划署提出其所要求的有关报告、地图、帐目、记录、说明、单据和其他资料。
　　２．开发计划署保证，依照本协定进行的援助工作，其进度应经常通知中国政府。任何一方有权在任何时候视察开发计划署援助项目的业务进展情况。
　　３．中国政府应于一项开发计划署援助项目完成后，经开发计划署要求，向开发计划署提供关于该项目产生的实益以及为进一步实现该项目的而进行的工作的资料，包括为该项目的评价或开发计划署援助工作的评价所需的有关资料，并应为此目的与开发计划署协商和容许开发计划署视察。
　　４．中国政府依照本条规定须向开发计划署提出的任何资料或材料，如经有关执行机构要求，中国政府应向执行机构提供。
　　５．缔约双方应斟酌情况，就有关开发计划署援助项目的资料或该项目产生的实益的资料的发表问题，进行协商。开发计划署可以向可能的投资者发表有关任何投资性的项目的资料，但须经中国政府同意。

　　第五条　中国政府对项目执行的参加和贡献
　　１．中国政府依本协定履行其参加和合作执行开发计划署援助项目的义务时，应按照有关项目文件的详细规定，作出下列实际贡献：
　　（ａ）当地的对口专业人员和其他人员的服务，包括业务专家的中国对口人员；
　　（ｂ）中国境内可以利用或提供的土地、房舍、训练设施和其他设施；
　　（ｃ）中国境内可以利用或提供的设备、材料和供应品。
　　２．开发计划署对中国政府的援助包括提供设备时，中国政府应支付此种设备的海关结关费用、自进口港至项目所在地的运费、附带的装卸、堆栈及有关费用、运抵项目所在地后的保险费及其安装费和维修费。
　　３．中国政府也应支付学员和领取研究金人员在研究期间的工资。
　　４．如经项目文件如此规定，中国政府应按照该项目文件中项目预算的规定，向开发计划署或执行机构直接或间接支付为提供本条第１款中所列各项物品所需的款项，执行机构则应获得必需的物品，并每年向开发计划署报告依本款规定所支付的任何开支。
　　５．依照上款规定付给开发计划署的款项，应划入联合国秘书长为此目的指定的帐户，并应按开发计划署适用的财务条例管理。
　　６．项目预算中所列中国政府对项目贡献的各项物品的费用，以及中国政府依照本条规定所应支付的任何款项，均应视为根据编制该项目预算时所得最确实资料拟订的估计数。必要时，这些款项应予调整，以反映其后购置上述各项物品的实际费用。
　　７．中国政府应斟酌情况在各个项目所在地展示适当的标志，表明该项目为开发计划署和执行机构援助的项目。

　　第六条　以当地货币支付的分摊计划费用和其他各项费用
　　１．除第五条所述贡献外，中国政府应协助开发计划署的工作，按照有关项目文件规定的数额或开发计划署同中国政府充分协商后，依照其理事机构的有关决定另行决定的数额，参加或安排支付下列当地费用或服务：
　　（ａ）派往中国境内为各项目服务的咨询专家和顾问的生活津贴；
　　（ｂ）当地行政和事务人员的服务，包括必需的当地文书人员、口译、笔译人员以及有关的助理人员；
　　（ｃ）工作人员在中国境内的公务交通费；
　　（ｄ）公务邮电费。
　　２．中国政府对各位业务专家，也应比照中国国民担任这种职位时所领薪酬，直接支付薪给、津贴和其他有关报酬。中国政府给予业务专家的事假和病假，应与有关执行机构给予其工作人员的假期相同，并应作出必要安排，准许他根据他在有关执行机构服务所享有的权利，回原籍度假。如中国政府在某种情况下解除业务专家的职务，以致执行机构根据所订合约必须向他支付偿金时，中国政府应分担此种离职偿金的费用，其数额比照同级中国公务员或类似工作人员在同一情况下解除职务时应领的离职偿金。
　　３．中国政府承诺实际提供下列当地服务和便利：
　　（ａ）必需的办公室和其他房舍；
　　（ｂ）对国际工作人员提供中国公务员可以得到的医疗设施和服务；
　　（ｃ）对志愿人员提供有适当家具的简单住所；
　　（ｄ）协助国际工作人员寻找适当住房，并比照中国同等级公务员的条件，向业务专家提供住房。
　　４．中国政府也应分担开发计划署驻中国代表处的维持费，每年向开发计划署支付缔约双方商定的一整笔数额，充作下列开支：
　　（ａ）一个适当的办事处，连同设备和用品，作为开发计划署设在中国的地方总部；
　　（ｂ）当地适当的文书和事务人员，口笔译人员以及有关的助理人员；
　　（ｃ）驻地代表及其工作人员在中国境内的公务交通费；
　　（ｄ）公务邮电费；
　　（ｅ）驻地代表及其工作人员在中国境内出差期间的生活津贴费。
　　５．以上第４款所述的各项便利，除（ｂ）、（ｅ）两项外，中国政府可以选择以实物方式提供。
　　６．依照本条规定应付的款项，除第２款所述款项外，应按第五条第５款的规定，由中国政府支付，并由开发计划署管理。

　　第七条　与来自其他方面援助的关系
　　缔约一方如从其他方面获得对执行某一项目的援助，缔约双方和执行机构应相互协商，以期有效协调和利用中国政府从各方面得来的援助。中国政府依照本协定负担的义务，不因中国政府与合作执行某一项目的其他实体订立任何安排而改变。

　　第八条　援助的利用
　　中国政府应尽最大努力对开发计划署提供的援助作最富成效的利用，并应按照援助的原定目的利用这种援助。在不限制上述的一般性准则下，中国政府应采取项目文件内规定的步骤，来达到这个目的。

　　第九条　特权和豁免
　　１．中国政府对联合国及其机构，包括开发计划署和担任开发计划署执行机构的联合国附属机构，其财产、资金和资产，其官员，包括开发计划署驻中国代表处的驻地代表和其他成员，应给予《联合国特权和豁免公约》所规定的特权和豁免。
　　２．中国政府对担任执行机构的每个专门机构、其财产、资金和资产，其官员，应给予《专门机构特权和豁免公约》，包括该公约对此种专门机构适用的任何附件，所规定的特权和豁免。国际原子能机构（简称“原子能机构”）如担任执行机构，中国政府对原子能机构、其财产、资金和资产，其官员和专家，应给予《原子能机构特权和豁免协定》所规定的特权和豁免。
　　３．开发计划署驻中国代表处的成员应获得代表处有效执行职务所需要的其他特权和豁免。
　　４．（ａ）除缔约双方在特定项目的有关项目文件中另有协议外，中国政府对代表开发计划署、专门机构或原子能机构执行职务，而不属于本条第１款和第２款范围内的一切人员（当地雇用的中国国民不在此列），应参照《联合国特权和豁免公约》第十八节、《专门机构特权和豁免公约》第十九节、《原子能机构特权和豁免协定》第十八节的规定，给予他们为有效执行职务所需要的特权和豁免。
　　（ｂ）对本条以上各款所述的特权和豁免公约或协定而言：
　　（１）第４款（ａ）项所述人员持有或控制的与项目有关的一切单据和文件，均应视为属于联合国、有关专门机构或原子能机构的文件；
　　（２）上述人员为项目的需要而带入中国，或在中国境内购买或租用的设备、原料和供应品，均应视为联合国、有关专门机构或原子能机构的财产。
　　５．本协定第九条、第十条和第十三条所称“执行职务的人员”，包括业务专家、志愿人员、顾问、法人、自然人，以及其雇用人员。其中包括由开发计划署聘请担任执行机构或其他职务，执行或协助执行开发计划署对某项目的援助工作的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公司、以及其雇用人员。本协定中任何规定均不得解释为限制任何其他文件中给予此种组织、公司或其雇用人员的特权、豁免或便利。

　　第十条　执行开发计划署的援助所需的便利
　　１．中国政府应采取措施，使各种法规适用于开发计划署、执行机构、其专家，以及代表其执行职务的人员时，能以便利本协定所规定的业务。中国政府并应制订其他必要的规定，使开发计划署的援助得以迅速有效执行。中国政府应特别给予他们下列权利和便利：
　　（ａ）迅速认可代表开发计划署或执行机构执行职务的专家或其他人员；
　　（ｂ）迅速免费发给必要的签证、执照和许可证；
　　（ｃ）出入工作地点，以及一切必要的通行权；
　　（ｄ）在正当执行开发计划署的援助工作所必要的范围内，在中国境内自由通行，以及自由出境入境；
　　（ｅ）最有利的法定汇率；
　　（ｆ）设备、材料和供应品的进口及以后出口的许可证；
　　（ｇ）开发计划署及执行机构的人员和其他代表开发计划署或执行机构执行职务的人员，其私人所有并供其私人使用或消费的财物的进口及以后出口的许可证；
　　（ｈ）以上（ｆ）、（ｇ）两项物品迅速通过海关。
　　２．中国政府应负责处理第三者对开发计划署、执行机构、其官员，或代表他们执行职务的其他人员提出的要求，并应替他们承担本协定所规定的业务所引起的要求或责任。缔约双方和执行机构如一致认为某项要求或责任是由于上述人员的重大过失或故意失职而造成，则上述规定不予适用。

　　第十一条　暂停或停止援助
　　１．如有任何情况发生，经开发计划署断定为阻碍或足以阻碍任何项目的顺利完成或项目目标的实现，开发计划署与中国政府协商后，可以书面通知中国政府和有关执行机构，暂停对该项目的援助。开发计划署可以在这项或随后的另一项书面通知中，说明在什么条件之下，开发计划署才愿意恢复对这个项目的援助。在中国政府接受此种条件，并由开发计划署以书面通知中国政府和执行机构，表示愿意恢复援助以前，此种暂停应继续有效。
　　２．本条第１款所述的任何情况，如于开发计划署向中国政府和执行机构送达关于此种情况和暂停援助的通知后十四天仍继续存在，则开发计划署可于这种情况继续存在期间，随时以书面通知中国政府和执行机构，停止对该项目的援助。
　　３．本条的规定不妨碍开发计划署在此种情况下根据法律一般原则或其他规定所具有的任何其他权利或补救办法。

　　第十二条　争端的解决
　　１．开发计划署同中国政府之间发生由于本协定而引起的或与本协定有关的任何争端，不能以谈判或其他商定的方式解决时，如经任何一方要求，即应提交仲裁。每一方应指定一个仲裁人，再由如此指定的两个仲裁人共同指定第三个仲裁人担任主席。如果任何一方未在提出仲裁要求后三十天内指定仲裁人，或未在指定两个仲裁人后十五天内指定第三个仲裁人，则任何一方可以请求联合国秘书长指定一个仲裁人。仲裁程序应由仲裁人共同制定。仲裁费用应由仲裁人商定，由缔约双方负担。仲裁裁决书应载明裁决所根据的理由，缔约双方应接受裁决，作为争端的最后解决。
　　２．中国政府同业务专家之间发生由于他担任中国政府职务的条件而引起的或与此种条件有关的任何争端，中国政府或此一业务专家均可提交派遣此一业务专家的执行机构处理。有关执行机构应从中斡旋，协助双方达成解决。争端不能依照上述方式或其他商定的方式解决时，如经任何一方要求，即应比照本条第１款的规定提交仲裁。

　　第十三条　一般规定
　　１．本协定须经中国政府批准，应于开发计划署收到中国政府的批准书后生效。在批准以前，本协定应由缔约双方暂时实施，并在依照本条第３款规定终止以前，继续有效。
　　２．本协定可由缔约双方的书面协议予以修改。本协定中未予规定的任何有关事项，缔约双方应依照联合国有关机构的有关决议和决定加以解决。缔约一方对缔约对方根据本款规定提出的任何建议，应给予充分的同情的考虑。
　　３．缔约一方可随时书面通知缔约对方终止本协定，并于接到这种通知之日起六十天后终止。
　　４．缔约双方依照本协定第四条（关于项目的资料）和第八条（关于援助的利用）所负的义务，应于本协定期满或终止后继续存在。中国政府依照本协定第九条（关于特权和豁免）、第十条（关于执行项目的便利）和第十二条（关于争端的解决）所负的义务，应于本协定期满或终止后继续存在，但其存在期间应以开发计划署和执行机构的人员、资金和财产，以及根据本协定代表开发计划署或执行机构执行职务的人员，可以有条不紊地撤离为限。
　　为此，下列经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各自正式委派的代表，一九七九年六月二十九日代表双方，于纽约，在本协定上签字。本协定共两份，每份都用中文和英文写成。两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注：经中国政府一九七九年八月六日批准，本协定已生效。
　　【案情回放】

　　被告人王某在明知没有还款能力的情况下，向招商银行、上海银行、广东发展银行、深圳发展银行、中国民生银行、中信银行、平安银行、中国银行等八家银行申领了多张信用卡，并持卡透支消费、取现，经发卡银行多次催讨后超过三个月仍不归还，至案发仍拖欠银行本金共计29万余元。2010年11月11日，公安机关根据民生银行的报案对王某进行网上追逃，并在江苏省江阴大桥收费站被当地公安机关抓获，到案后如实供述了涉及其他七家银行的恶意透支事实。2010年12月9日和2011年1月11日，被告人王某分别向公安机关缴纳297773.15元和37744.41元，用于归还其拖欠银行的款项。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王某的行为属于因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情况，依照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的规定，可以减轻处罚。被告人属于初犯、偶犯，认罪悔罪态度较好，且有稳定就业，再犯罪可能性较小，可以适用缓刑。认定被告人王某犯信用卡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罚金3万元。本案现已生效。

【各方观点】

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集中于本案中被告人的坦白情节是否属于“因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情况，能否减轻处罚。对于这条规定的理解，各方有着不同的观点：

公诉机关：“避免特别严重后果的发生”是指严重后果还未发生，因为被告人的行为使之得以避免发生的情况。而在本案中，被告人王某的恶意透支行为已经发生后果，造成了银行的损失，其如实供述罪行并退赃仅是补偿已经发生的危害后果，并非“避免特别严重后果的发生”，没有减轻处罚的依据。

辩护人：恶意透支型的信用卡诈骗罪原本就以发生一定的恶意透支后果作为犯罪成立的条件，如果后果没有发生，根本就不构成犯罪了，更谈不上需要减轻处罚。在犯罪后果已经发生的情况下，被告人归还欠款的行为弥补了犯罪后果，与“避免特别严重后果的发生”实际效果相同，应当给予同等评价。同时，应考虑到本案如果在五年以上量刑会造成罪刑不相适应的情况。

某学者：对于“因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减轻处罚，只限于重大案件，并且只有在因坦白避免特别重大危害后果发生的，才可以适用。如放置定时炸弹实施爆炸犯罪过程中，炸弹还未爆炸，犯罪分子就被捉拿归案，由于其坦白交代犯罪行为，使司法机关能够及时采取措施处置，因而避免了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等情形。

某律师：“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指的是特别严重后果必然发生或者极有可能发生，但因犯罪嫌疑人的坦白而避免了发生。那么，如果特别严重后果已经发生，但因犯罪嫌疑人的坦白，而使特别严重后果得以消除的，也应当予以同等评价。只有如此，才能鼓励犯罪嫌疑人积极作为，挽回损失，消除后果，恢复和谐的社会关系。

【法官回应】

本案属于因坦白“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情况

本案中，将被告人王某的行为认定为“因如实交代自己的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情况并对其减轻处罚是合适的。理由如下：

第一，被告人王某因民生银行信用卡诈骗犯罪事实被抓获到案后如实供述了自己的同种其他罪行，如实交代的恶意透支数额远远大于公安机关已经立案侦查的恶意透支部分，坦白态度较好；第二，被告人王某及时退赔了全部本金，应当认定为“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既包括特别严重后果没有发生时避免其发生，也应当包括特别严重后果发生之后因为被告人的坦白行为使之得以较好地消除。信用卡诈骗罪属于妨害金融管理秩序的案件，但是恶意透支型的信用卡诈骗罪更主要的是侵犯了银行对资金的所有权，在司法实践中，银行对恶意透支行为采取的诉讼方式也取决于哪种方式更能追回欠款，对于被告人的量刑，被害银行也表示，只要能将欠款及时还出，则对被告人的量刑没有意见。本案被告人王某恶意透支数额巨大，能及时归还欠款，应当认定为“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第三，“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不一定一概要减轻处罚。只有从轻处罚难以做到罪刑相适应的，才可以减轻处罚。被告人王某恶意透支29万余元的基准刑在六年左右，又有交代公安机关尚未掌握的同种罪行、退赃等从轻处罚的情节，应当在三到四年之间量刑，考虑到被告人属于初犯、偶犯，且有帮教改造的条件，故对其最终判处了有期徒刑三年，并适用了缓刑。

结合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的经验，笔者拟对刑法修正案（八）新增的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三款之规定作进一步分析。从立法本意来看，刑法修正案（八）增加的这个条款是对我国“坦白从宽”刑事政策的法定化，“坦白从宽”政策虽然在我国的刑事司法中适用已久，但从未上升为法定情节，且囿于法律规定和其他情况，从宽政策在很多案件中未能得到落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不仅表现了他们的人身危险性程度，且节约了司法资源。许多案件都是依靠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得以破获的，如果不给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定的鼓励政策，不利于“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刑事政策发挥其应有的引导作用。因此，对坦白情节规定可以从轻处罚，并规定在一定情况下可以减轻处罚，对刑事司法而言，总体上是有利的。笔者认为，适用该条中的“因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对被告人减轻处罚，应当具备以下三个条件：

第一，有价值较高的坦白情节。所谓坦白情节的“价值”，应当从坦白的时间、内容、对消除犯罪后果的影响等方面来看。从时间上来看，要求犯罪嫌疑人一到案就马上如实交代，另外，在严重的犯罪后果还未发生前就坦白罪行的，属于价值较高的坦白情节；从内容上来看，犯罪嫌疑人交代的是公安机关尚未掌握的同种罪行、公安机关尚未掌握的关键事实和证据，或根据犯罪嫌疑人交代的内容，公安机关得以抓获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的同案犯，也属于价值较高的坦白情节；从对消除犯罪后果的影响来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的情况使得他人或自己能够及时消除犯罪后果，如交代数额巨大的一笔赃款流向使得公安机关能够及时追回赃款等，也属于这种坦白。

第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坦白行为使“特别严重的后果”没有发生或得以消除。“特别严重的后果”一般是指重大人员伤亡、重大财产损失、特别恶劣的政治和社会影响等。“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从字面上理解是指特别严重的后果必然或极有可能发生，因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坦白行为而使之没有发生，如犯罪分子在某单位食堂的饭菜中投入了大剂量毒药，在其被抓获后，因为如实供述了毒药的去向，公安机关得以迅速销毁，从而使得大批人员伤亡的严重后果没有发生，这种情况比较容易理解。然而，笔者认为，对于“特别严重后果”已经发生，但是因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行为使之得以消除的，也应当予以同等评价。对于结果犯而言，构成犯罪时一般就已经发生了严重后果，如果将这类犯罪统统排除在外，不利于实施了这类犯罪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充分坦白案件事实，努力弥补因犯罪造成的危害后果，恢复被犯罪破坏的社会关系，做到案结事了。然而，在认定消除“特别严重后果”时，不能片面地“唯财产论”，也要看重对其他法益的侵犯程度。如受贿案件中，被告人受贿十万余元，但此时侵犯的法益是职务行为的廉洁性，被告人退赃的行为并没有消除“特别严重后果”，所以不能因被告人的退赃退赔行为而对被告人减轻处罚。

第三，从轻处罚难以做到罪刑相适应时，才可以适用减轻处罚情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不一定一概要减轻处罚，如果被告人的基准刑远远超过法定最低刑，即使有以上情节，也可以在法定刑以上从轻处罚，不需减轻处罚。如果被告人的基准刑接近法定刑，考虑到坦白、退赃情节，则有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的可能性，此时就应当考虑适用减轻处罚情节。实际上，该条规定也是考虑到司法实践中量刑的需要，如被告人因为3000元的盗窃行为被抓获，归案后如实供述了尚未被公安机关掌握的入户盗窃5万元的犯罪事实，并全部退赃，如果没有这条规定，被告人又没有其他法定减轻处罚情节，只能在十年以上量刑，被告人的坦白、退赃行为没有得到应有的从轻。虽然可以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后减轻处罚，但是从司法实践中来看，考虑路程时间和审限要求，一般法官还是会考虑在十年以上量刑。刑法六十七条第三款中减轻处罚情节的规定则有利于减少这类特殊案件中罪刑不相适应的情况。另外，在量刑规范化试点已经推至全国法院系统的情况下，也无须担心该条规定中的减轻处罚情节会被滥用。

综上，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三款规定中的减轻处罚情节需要在符合一定条件时才能适用，该条款的具体理解和适用需要通过充分的司法实践逐步明确，对其进行合理的解释才能做到罪刑相适应。

（作者单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