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印发西部地区管理人才创新培训工程2010年工作进展情况和2011年工作安排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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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部


麻风病联合化疗及评价标准

1988年9月20日，卫生部

一、联合化疗方案
（一）多菌型麻风（15岁以上用量）
利福平 600毫克，每月1次监服。
氯苯吩嗪 300毫克，每月1次监服，同时50毫克，每日自服。
氨苯砜 100毫克，每日自服。
（二）少菌型麻风（15岁以上用量）
利福平 600毫克，每月1次监服。
氨苯砜 100毫克，每日自服。
（三）15岁以下儿童抗麻风药物治疗剂量，可参照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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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名称| 服 法 ＜5岁 5—9岁 10—1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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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福平 | 每月1次监服 150毫克 300毫克 450毫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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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苯吩嗪| 每月1次监服 50毫克 100毫克 200毫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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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苯吩嗪| 每日1次自服 50毫克（隔日） 50毫克 50毫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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氨苯砜 | 每日1次自服 25毫克（隔日） 25毫克 50毫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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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联合化疗中麻风病的分型
有两种分型法可采用：即多菌型、少菌型与五级分类法（ＲｉｄＬｅｙ--ＪｏｐＬｉｎｇ分型）。不再使用马德里分型法。在回顾性引用过去分型资料时，可按原分型引用，但不宜套用新的分型，如需与新的分型法一起总结，则只能按多菌型、少菌型套用。
上述几种分型法间的关系如下表：
----------------------------------------------------------------------
分 型 | 多菌型（ＭＢ） | 少菌型（ＰＢ）
----------------------|--------------------|------------------------
马 德 里 | 瘤 型（Ｌ） | 结核样型（Ｔ）
（1953年） | 界限类（Ｂ） | 未定类（Ｉ）
----------------------|--------------------|------------------------
五级分型 | 瘤型（ＬＬ） | 结核样型（ＴＴ）
（1966年） |界限类偏瘤型（ＢＬ）|界线类偏结核样型（ＢＴ）
| 中间界限类（ＢＢ）| 未定类（Ｉ）
----------------------|--------------------|------------------------
任何一个部位的细菌密度| ＞2＋ | ≤2＋
----------------------------------------------------------------------


多菌型、少菌型与5级分型的详细要点，请参阅卫生部地方病防治局编印的《麻风病联合化疗手册》。
未治疗的活动性麻风的皮疹活检，病理上可按5级分型。治疗后及病情不活动的病理往往失去分型特征，难以按5级分型。
三、联合化疗对象
（一）新病例、复发病例和耐药病例；
（二）凡经任何其它方案治疗，病情仍然活动的病例；
（三）为适应现场工作需要，凡皮肤查菌阳性的麻风病例，均按多菌型麻风联合化疗方案治疗。少菌型病人的皮损如多于5块或有3条以上神经受累，尽管各部位皮肤查菌均为阴性，也应按多菌型麻风联合化疗方案治疗。
四、联合化疗疗程
（一）多菌型麻风，疗程不得少于24个月。每月自服药物不得少于20天，否则此月不计入疗程。1年中至少服药8个月，连续中断治疗超过4个月者须重新计疗程开始治疗。24个月疗程可在36个月内完成。每年服药时间少于8个月者为治疗不规则。
（二）少菌型麻风，疗程为6个月。每月自服药物不得少于20天，否则此月不计入疗程。6个月疗程可在9个月内完成。连续中断治疗3个月以上者，须重复6个月疗程。
关于联合化疗疗程中的治疗、观察及管理工作，可参照卫生部地方病防治局编印的《麻风病联合化疗手册》中的规定执行。
五、细菌检查
（一）取材部位、方法和时间
1．取材部位：
（1）多菌型麻风，常规部位3处（耳垂、眶上、下颌），皮损3处。如无皮损，则取膝上3横指及腕背皮肤各1处。
（2）少菌型麻风，常规部位3处（同上），皮损2处。如无皮损，则取腕背或膝上3横指处。
注意：活动性麻风，应取皮损的中央和边缘。如皮损已呈消退状态，则取边缘的内侧。如遇复发可疑者，应同时在新皮损上取材。监测期间，取材应包括前次查菌（＋）号最多部位。取材部位应在人体图上注明，要注意前后的可比性。
2．取材方法及抗酸染色。详见《麻风病联合化疗手册》。
3．取材时间：
多菌型麻风，如疗程两年，则疗前、疗中及疗后各查1次。监测期间，每年查1次。以后必要时及时检查。若疗程较长者应相应增加查菌次数。
少菌型麻风，疗前、疗后各查1次。监测期间，每年检查1次。
（二）涂片抽样复核质量标准要求。详见《麻风病联合化疗手册》。
六、临床疗效评价标准
显著进步：活动性皮损面积缩少50％或50％以上，结节明显缩小变平，浸润显著吸收；皮肤查菌指数每年下降0．5或0．5以上对数单位。
进步：活动性皮损面积缩小不到50％，结节变小，浸润有一定程度的吸收；皮肤查菌指数每年有所下降。
无变化：皮损及细菌指数基本无变化。
恶化：皮损扩大或出现新皮损，细菌指数升高。
七、联合化疗的停药标准
完成规定的联合化疗疗程后，在以下情况，可停止治疗进行监测。
（一）多菌型麻风：
1．临床显著进步，皮肤大部分消退或持续消退；
2．皮肤查菌阴转或细菌指数较治疗开始时下降1．0或1．0以上，并持续下降。
（二）少菌型麻风：
1．原有皮损有消退或无扩大，未出现新皮损；
2．无新的神经受累或肌麻痹现象。
多菌型麻风临床和细菌检查无进步者，应分析原因及时正确处理，如考虑为耐药者应立即上报。少菌型麻风在完成疗程时，皮损无进步，甚至出现新的损害或皮肤查菌阳性者，可按多菌型麻风联合化疗方案治疗。
八、完成治疗
麻风患者完成联合化疗疗程（多菌型两年，少菌型6个月）且达到上述停药标准者为完成治疗。完成治疗的病例应及时评价，每年汇总逐级上报。
九、完成治疗后的监测
完成治疗病例在停止抗麻风药物治疗后，必须由皮防机构进行管理监测。多菌型病例至少监测五年，少菌型病例至少监测两年。完成监测的病例应及时评价，每年汇总逐级上报。
十、非活动病例标准
完成治疗的病例在监测期间或监测期后活动性症状完全消失，且多菌型麻风在皮肤查菌阴性后，每3个月查菌1次，连续两次检查，持续阴性者和少菌型麻风在活动性症状完全消失后皮肤查菌仍为阴性者为临床不活动（即临床治愈）。临床不活动的病例不列为现症病人，但仍须按计划完成监测。非活动病例每年汇总逐级上报。
十一、复 发
（一）复发的定义：
麻风患者经治疗达到临床不活动后，又出现麻风的活动性症状或皮肤查菌阳性或新皮损活检符合麻风的病理改变时，称为复发。
（二）复发的诊断：
1．对疑为复发的病例，应注意与Ｉ型麻风反应及其它皮肤病鉴别；
2．临床不活动病例，皮肤查菌重新呈阳性时，必须认真核实；
3．对疑为复发的病例，均应进行病理检查；
4．复发的诊断，必须经省、地（市）麻风防治单位两名有经验的医师根据临床、细菌和病理检查综合判断后作出诊断，并报省皮肤病防治机构。
（三）复发的处理
1．分析其复发原因，凡复发的多菌型病例，应尽可能与有关单位联系做鼠足垫试验，鉴别是否为耐药病例；
2．非耐药复发的多菌型病例仍用利福平、氯苯吩嗪和氨苯矾联合治疗，直至临床不活动。若为耐药病例（待切取标本作鼠足垫接种确定后），即应更换药物进行联合化疗，直至临床不活动。复发的少菌型病例可按多菌型联合化疗方案处理；
3．复发者即为现症病人，其家属按规定每年体检1次。


　　论文提要：

审判权公正行使所面向的对象是社会中每一个个体构成要素，作为两性之一，女性与男性有着共同点，但更有很多不同的历史经历、社会差异、生理差别等，因而，在公正行使审判权中应该是其中一个重要考量因素。然而，笔者却发现，现有的审判权行使中并没有特别关注性别因素，就审判权公正行使与女性之间关系的研究也很少，几乎没有系统的理论研究。因此，本文以女性主义这一新的视角对审判权的公正行使问题进行研究具有一定的开拓、创新意义。本文从女性主义的视角，站在历史和现实的角度，对女性与审判权公正行使之间的关系做了客观分析，并对如何充分发挥女性在审判权公正行使中的作用进行了思考，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本文主要采用女性主义的研究视角首先分析了女性主义及其对研究审判权公正行使问题的意义，同时综合采用后现代主义的研究方法对如何更好地将女性因素纳入审判权公正行使中进行考量、融入、重构进行了分析，并在前文分析的基础上，对于如何充分发挥女性在审判权公正行使中的作用进行了有益的思考。由于历史、生理等因素的影响，男女间存在一定的差异，这一差异造成了今日男女间仍无法磨平的差距，且其影响由于惯性思维的作用至今仍然存在。要达成审判权的公正行使，需要我们在对历史、现实进行全面了解、审视的基础上对于性别因素进行合理的解构，使二者达到无等级、平等的状态，如此，方能真正实现不需要考量差异地公正行使审判权，也唯有如此，方能真正达成党的十八大所追求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社会建设的目标。



以下正文：

我们国家的发展不仅是要搞好经济建设，而且要推进社会的公平正义，促进人的全面和自由的发展，这三者不可偏废。集中精力发展生产，其根本目的是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而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稳定的基础。我认为，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

——温家宝


前言

自由、公正、平等是人类长久以来的愿望与追求，在这一追求道路上，人类在历经了长久的原始暴力特别是给人类社会带来严重伤害的两次世界大战后，找到了更有效、更平和而文明的实现途径——法治。法治社会的建立无疑是人类文明的一大进步，然而，无论是立法、守法抑或是执法过程，无论是国内法抑或国际法，均由人们的主观因素所调控甚至支配，因而在法律的框架及法院的作用下，即使能做到相对的公平正义，却无法不因该法律、司法制度所处社会的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等各方面社会环境而带上阶级、种族、民族甚至性别色彩，不可避免地导致某一特定群体利益超过其他群体。而要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最大限度地实现法治社会所要追求的公平、正义效果，就必须充分动员和发挥好各方势力尤其是各种弱势群体的作用，确保审判权的公正行使。

就中国现阶段国情及未来国家制度规划而言，其法治建设中对于性别关注及保护等方面缺失的不足更值得关注与研究。因为公正行使审判权应该是对于整个国家而言，作为社会角色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女性在审判权行使中的平等地位也必然包含其中，否则公正行使审判权便失去了其题中应有之意，也就不成其为公正行使审判权了。之所以强调公正审判权行使中的女性问题研究，是因为中国历经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其对女性的压迫与歧视对于现代中国依然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女性不如男性的惯性思维经过两千多年的思想建构已经深植中国民众意识。这种长时间、高强度的历史建构所形成的的惯性思维是如此的顽固而潜移默化，乃至于现今随着社会文明发展而预先有所醒悟的人们对此作出的一定的修正都遇到了阻碍。部分人尤其是男性认为，既然要呼吁男女平等，便不应该又给女性如此多的优待与保护。然而，站在历史的角度，男女本就站在不一样的起跑线上，女性较于男性的历史地位已然落后两千多年的历史间隔，加上固有的生理差异，若仍不对女性做出一定的保护，如何实现平等？要充分实现男女地位平等，司法的保护无疑是现代社会最有力、最有效的捷径。现阶段，中国法律对于女性保护已经开始给予关注，学界也有一定的研究，相对的，作为法治建设重要内容之一的司法审判对于女性这一性别的研究与关注、保护度却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为此，本文特从女性主义的视角对于女性在公正行使审判权中的作用进行一定的研究，希望能为相关领域问题的研究及解决提供一定的助益。

一、女性主义及其对研究审判权公正行使问题的意义

由于工业革命始于西方，所以女性解放运动及女性主义的开端也产生于西方。无论是工业革命前的西方还是封建时代的中国，女性都处于依附的地位，其人身自由与人格尊严受到严重的压抑，毫无自由与公平正义可言。女性解放运动与女性主义的发展改变了人类社会两性间的力量对比关系，也给司法审判带来了深刻的历史变革。由此可见，女性主义与公正使用审判权研究二者之间具有极大相关性。

（一）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女性主义

“社会性别”一词是由美国人类学家盖尔·卢宾最早提出的,这一概念的提出对女性主义的发展及女性解放具有及其重要的意义。“社会性别”在英语中为“gender”，它与“sex”(性别)是相对的。Sex 指的是与生俱来的男女生物属性，而社会性别是一种文化构成物，通过社会实践的作用发展而成的女性和男性之间的角色、行为、思想和感情特征方面的差别。[1]“社会性别”概念的提出极大推动了女性解放运动及女性主义的发展。20世纪初，女性主义思想初步发展，二战后，女性主义运动随之得到蓬勃发展。

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罗伯特·基欧汉将女性主义分为女性经验主义、女性观点派、女性后现代主义三大分支，这三大分支分别从性别的国际关系引入、女性观点的国际关系理论引入、国际关系的多元视角等方面分别进行论述。女性主义作为后实证主义的批判理论的一部份，在国际关系理论第三次论战中起特殊而重要的作用。

西方女性主义认为，首先，性别应该被看作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一个变量。[2]虽然女性并没有受到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视甚至并未给予考虑，然而，女性在国际关系中的实际存在性却不容否认，作为两性关系中的另一个变量，性别应成为国际关系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个变量，否则其客观、科学、全面性必然受到质疑。

其次，性别应该被看作是一种构成性因素。[3]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深受西方传统法律哲学的二元论特点的影响，将女性因素排除在研究范围之外。二元论主要表现在文化与自然、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划分。柏拉图的名著《理想国》中便首次出现了文化与自然的二元对立。西方文化中，文化必然超越、统治自然。柏拉图在其中提出了“强权即公理”(might is right)的论断,并认为,那些身体上与智力上的强者应该以他们认为合适的方式统治其他人。[4]亚里士多德则在其《政治学》中认为人类与自然、男性与女性等之间是对应的，女性由于缺乏理性特征，因此应为男性所统治。当然,亚里士多德认为对女性、奴隶与儿童的统治是不一样的:“自由人对奴隶的统治是一种类型；男性对女性的统治是另一种类型；奴隶根本没有审辨的能力；女性具有，但无权威,儿童具有,但不成熟”。[5]公私领域的划分则存在与人们的社会实践中，公共范畴通常指政治、文化等社会领域，私人范畴则指家庭及家庭生活。法律和社会传统上给予公共领域较私人范畴更重要的地位,同时,前者往往被视为是男性当然的领域,而后者则被视为是最适合于女性的范畴。[6]女性主义认为，二元论使得国际关系研究具有排除妇女和女性特征的性别偏见，如果要使国际关系研究更充实并接近真实，就必须打破这种二元论。

第三，性别应该被看做是一种改造因素。把性别引入国际关系研究不仅在于从本体论和认识论方面对世界政治知识进行重新理解和解构，而且还在于要对这一新知识进行改造，重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7]

（二）女性主义对研究我国审判权公正行使问题的意义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人类的共同追求，法官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曾经说过：“我挥动手臂的自由止于另一个人的鼻子前。”[8]每个人都是单个的人，但又是社会中的人，要实现所有人的自由，则必须将每个人的自由限于他人的自由前。对于自由的限制，人类用自身的惨痛经历证明，法律无疑是最有效、和谐的方式。法律不仅解决冲突而且保证人们的权利与自由、义务与责任，但是，正如本文前文所述，法律是人类的主观思维产物，必然因为所处历史、现实等各方面社会因素的影响而有所偏颇，要真正实现法律最佳的社会效果，就必须充分保障审判权的公正行使，合理解决冲突，真正实现人类的自由、平等，达到社会和谐。而要确保审判权公正行使，就必须充分发挥各方面尤其是弱势群体的监督力量，切实重视少数、弱势群体的合理诉求，女性作为社会两性中的弱者，其在公正行使审判权中的作用无疑应该得到关注。然而，在国内外繁多的理论研究与分析中，基于女性主义视角考虑、研究审判权公正行使问题的文章却少之又少，因此，本文试图采用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女性主义来对我国审判权公正行使问题进行一次创新性分析与尝试。

从上文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女性主义理论的简单介绍中，我们可以认识到国际关系研究中对于女性的长期忽视、歧视在法律体系中同样存在，女性因此受到不公平的对待，长期处于弱势地位。女性主义致力于打破这一状况，不但要国际关系理论将性别纳入理论变量进行考量，而且要从女性视角对国际关系理论进行重新建构，并在长期的发展中获得了一定成就，在国际关系理论争论中起到了特殊的作用。女性要打破自身在法律体系中的不利地位，获得与男性平等的自由，就必须做出同样的思考与斗争，让审判权的行使充分考虑女性这一变量，并将女性变量逐步融入，实现新的平衡，达到真正的公平。


二、女性主义视角下对审判权公正行使问题的分析

随着我国民主与法治建设的不断完善与发展，公民对于司法的认识度、依赖度日益提升，对于审判权公正行使的期望值与要求也随之提高。作为实现、维护、保障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审判权能否公正行使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女性变量在审判权公正行使中的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