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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退出机制探析


作者： 郎元鹏 肖 洪

[发表于2003年10月20日《国际商报》第六版(有删改)]


内容摘要

自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外商在华投资逐年上升，特别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1年美国“9.11”事件之后，中国作为全球投资的“避风港”，各国投资者不断加大对中国的投资，2002年，外商对华直接投资(FDI)首次突破500亿美元，创历史最高记录，从而使中国第一次成为世界上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
作为投资者，外商在对中国投资的同时，必然会希望在中国的投资具有良好的投资环境、高额的投资回报和畅通的退出机制。在较长时间中，由于历史的原因和缺乏对中国的了解，许多境外投资者认为在中国投资缺少退出机制，或者退出机制不畅通，从而对在中国投资产生顾虑。
本文从中国和国际法律制度两个侧面上，结合一些外商投资企业重组实践，对现阶段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退出法律机制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通过分析和研究，作者认为，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退出机制主要有境外股份上市、国内股份上市、离岸股权交易、国内股权交易、管理层收购、股份回购和公司清算等多种可选择的形式，虽然现有法律有一些限制和尚待完善之处，但总体而言，我国在外商直接投资方面具有较为畅通的退出机制。


关键词

外商直接投资(FDI) 退出机制 股份上市 股权交易 股权回购 公司清算




引 言

自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外商在中国的投资逐年上升，特别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1年美国“9.11”事件之后，中国作为全球投资安全的“避风港”[1]和国际的投资热点[2]，各国投资者不断加大对中国的投资。 截止2002年12月底，全国共批准外商投资企业 424,196个，合同外资 8,280.60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 4,479.66亿美元[3]。 2002年作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第一年，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大幅度增长，首次突破550.11亿美元，创历史最高记录，从而使中国第一次成为世界上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4]。

作为投资者，外商在决定对中国进行投资的时候，希望中国具有良好的投资环境、能够获得高额的投资回报和具有畅通的退出机制。但在过去较长时间和当前，由于历史的原因、境外缺乏对中国的了解及国外一些媒体的误导，许多境外投资者认为，由于中国实行严格的外汇管制政策等原因，所以在中国的直接投资缺乏有效的退出机制，或者退出机制不畅通，从而对到中国投资产生顾虑。

为此，本文在全面考察中国国内法律和有关国际法律制度，并结合一些外商投资企业重组实践的基础上，就许多外商所关心的在华直接投资的退出机制问题进行分析和探讨，并提出一些新的看法。


一、对外投资的退出机制概述

在任何国家和地区，投资者在决定投资方面有许多共性，参与对中国投资的外商也不例外，他们一方面追求投资回报的最大化，另一方面需要确保投资的安全。一些投资者，特别是一些机构投资者，它们会经常根据整体发展战略的调整和投资环境的变化而适时修订其投资计划，因此，境外投资者（特别是一些跨国公司和投资基金）在决定在中国投资的同时必然会考虑日后如何退出的问题，这就会涉及到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退出机制问题。
所谓的“投资退出机制”，是指投资机构在其所投资的企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后或特定时期，将所投的资金由股权形态转化为资金形态，即变现的机制及相关的配套制度安排。考察国际上一些发达的国家如美国、英国、加拿大等的投资退出机制，投资退出机制主要有四种方式：1. 股份上市、2. 股份转让、3. 股份回购、4. 公司清理。[5] 投资者退出投资可以同时通过一种或多种方式来实现，这些退出机制会因不同国家的投资环境和法律制度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但相比而言，由于股份上市方式比较便利且增值幅度较大，目前已经成为各国投资者首选的和主要的退出选择方式。[6]


二、外商在华投资的退出机制

我国外商投资企业法律、法规主要包括《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三部基本法及其实施条例(细则)；外商投资的有限责任公司，还须适用《公司法》的相关规定[7]。除此之外，针对外商投资企业的设立、经营、重组、收购、投资、终止和清算等事宜，我国还相应制订了一系列法律、法规、条例和办法等，形成了一整套较为完备的法律、法规体系，有效地保护了境外投资者的合法权益。[8]
考察这些法律和法规，结合一些外商投资企业重组、退出的实践和相关案例，外商在华投资的退出机制主要有如下几种：

股份上市

如前所述，首次公开发行上市(Initial Public Offering，简称IPO)作为国际投资者首选的投资退出方式，在我国目前的法律框架下，外商同样可以通过股份上市的方式退出在华投资，而且已为一些投资者所采用。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和外商投资企业的实践，就股份上市的退出机制而言可以采用境外控股公司上市、申请境外上市和申请国内上市三种途径。
1．境外控股公司上市
在国际投资的实践中，投资者通常不会直接以自己的名义进行投资，而是首先在一些管制宽松的离岸法区如百慕达、开曼群岛、英属维尔京群岛、美国特拉华州和香港等地注册一家控股公司，作为一个项目公司进行对华投资，而投资者通过该控股公司间接持有在中国的外商投资企业的股权。投资者设立一家控股公司进行投资的目的一方面是通过法人制度规避投资风险，另一方面是为日后该控股公司的上市和重组做好准备。
以控股公司的形式申请上市是国际上通行的上市模式，为国际上大部分国家和证券交易所所接受，如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和创业板均接受控股公司的上市。深圳金蝶软件公司在1998年引入了美国国际数据公司(IDG)的风险投资，为了在香港联交所创业板上市，金蝶在开曼群岛注册成立了控股公司金蝶国际软件集团有限公司[9] ，作为金蝶上市的主体；金蝶国际软件集团(HK. 08133) 2001年在香港创业板上市时，根据公司披露的资料显示，美国国际数据公司(IDG) 通过其子公司美国IDGVC持有金蝶国际软件集团(HK. 08133)20％的股份，作为管理层股东，在经过12月的禁售期后，可以出售其持有的公司股份而退出在金蝶的投资。 [10]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做好2013年电力迎峰度夏工作的意见

发改运行[2013]1081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改革委、经信委（工信委、工信厅、经贸委、经委）、物价局，吉林省能源局，交通运输部，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中国煤炭工业协会，中国铁路总公司，国家电网公司、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华能集团公司、中国大唐集团公司、中国华电集团公司、中国国电集团公司、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国家开发投资公司、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中国广核集团公司，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国中煤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中国海运集团总公司：
夏季是我国用电高峰时期，负荷需求高，保障难度大，需要从增加有效供应和强化需求侧管理两方面入手，统筹做好各项工作。为确保今年电力迎峰度夏形势平稳，促进经济平稳增长，特制定本意见。
一、准确把握今年迎峰度夏面临的形势和总体工作要求
今年以来，受需求放缓影响，除天然气外，煤电油运供需均较为宽松。预计迎峰度夏期间，全国电力需求增速将有所回升，大部分地区供需基本平衡，个别地区高峰时段平衡偏紧，西南水电消纳压力较大；气温、来水方面存在较大不确定性，空调负荷可能增加较多。
今年迎峰度夏的总体工作要求是：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经济工作、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部署，把居民生活等重点用电摆在突出位置全力予以保障，积极消纳清洁能源，提高供电可靠水平，加强电力安全生产，强化电力需求侧管理，坚持深化改革，推动建立保障电力稳定运行的长效机制，确保电力迎峰度夏形势平稳。
二、尽力消纳清洁能源，缓解窝电矛盾
（一）加强运行调节。经济运行部门应科学制定年度电力电量平衡方案，大力实施差别电量计划和替代发电。水电富余地区应进一步拉大丰枯电价价差，挖掘用电潜力，加大替代发电力度，扩大替代区域。电力企业应提高科学调度水平，优化运行方式，强化跨省跨区电能交易；加强与水利、气象部门的沟通配合，密切监测水情，合理安排腾库拦蓄，优化流域梯级发电。
（二）提高送电能力。电网企业应加快大型水电送出线路施工建设，力争尽早投运溪洛渡、糯扎渡水电送广东线路，溪洛渡水电送浙江线路应加快工期，确保明年汛期能发挥作用，今年通过现有线路转送电力。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局将会同有关部门，支持加快云南、四川、蒙西和东北、西北等地的外送电通道建设。弃风严重地区应科学规划风电发展，暂停新上项目，积极探索风电消纳新途径。
（三）强化创新挖潜。有关方面应认真落实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落实并完善新能源发展的各项优惠政策，进一步研究制定水火互济补偿政策，建立完善跨省区送电监管机制，加强对跨省跨区送电的指导和协调。
三、努力消除配电网瓶颈环节，提高供电可靠水平
（一）抓好配电设施落地。各地应将电网建设规划纳入城市规划和土地规划，预留电网建设用地，为企业征地拆迁、建设施工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二）抓好配电网改造。电网企业应提高城乡配电网投入水平，加快迎峰度夏工程建设进度，力争6月底前完成；查找薄弱环节，重点解决低压台区变压器和线路过载问题。
（三）抓好居民一户一表改造。电网企业应全力避免新增合表用电现象，加快现有合表用户的一户一表改造。
（四）抓好代建配电资产回购。对以前由用户出资形成的配电网资产，电网企业应尽快予以回购。
（五）抓好优质服务。电网企业应加强配电网运行管理和负荷预测，严格计划停电管理，尽可能减少临时停电；对新增合理用电需求，主动与用户沟通协商，优化作业程序，缩短接电时间；加强对服务热线反映信息的分析，有针对性的改进服务。
（六）抓好管理创新。鼓励社会力量参与配电设施建设、改造，可通过由电网企业保障投资方合理收益等方式，吸引社会投资，缓解配网矛盾。
四、强化各环节管理，确保安全生产
（一）开展安全检查。深刻吸取吉林德惠宝源丰禽业公司火灾特别重大人身伤亡事故教训，落实企业的主体责任和监管机构的监管职责，加强重大危险源安全监督管理。
（二）加强风险管控。超前制定控制策略，加快标准和系统建设，提高驾驭大电网的能力。
（三）排查治理隐患。彻底排查解决安全生产中的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建立完善重大隐患排查公示、挂牌督办长效机制，重大隐患要限期整改。
（四）加强设备管理。加快老旧设备更新改造，提高设备健康水平。妥善安排设备检修和机组脱硝改造，稳定电煤库存水平，全力避免非计划停运，确保核电运行安全。
（五）强化设施保护。有关各方落实施工管理程序和安全责任，防止吊车碰线等外力破坏事件，严厉打击盗窃、破坏电力设施的违法行为。对盗窃、破坏电力设施集中地区建立公开通报制度。
（六）提升应急能力。各地应坚持“预防与应急并重，常态与非常态结合”的原则，不断完善和演练电力应急预案。电力企业应继续加强应急能力建设，积极研究和推广适用技术，做好应急物资储备，完善信息报告披露制度，全面提高事故处置、应急抢修和恢复供电的能力。
五、加强电煤衔接，努力保障电力生产供应
（一）推进中长期合同。我委将会同有关部门，开展2013年电煤合同履行检查活动，研究推进中长期合同的鼓励政策，重点保障中长期合同的资源和运力，优先协调有关矛盾和问题；建立合同履约信用评价制度，推动第三方机构建立电煤合同履约信用记录，促进提高中长期合同兑现率。
（二）挖掘运能潜力。交通运输部门和铁路总公司应优化运输结构，加强电煤运输组织协调。
六、坚持有保有限，确保居民用电安全可靠
（一）常态化开展有序用电。各地应继续制定、完善不同负荷水平下的有序用电方案；强化工作责任，完善工作措施，加强监督检查；妥善处理一般用电和重点用电之间的关系，全力保障居民生活用电，不得发生与民争电。
（二）加强舆论监督。鼓励新闻媒体、社区群众进行监督，把保障老百姓生活用电落到实处。
七、加强需求侧管理，提升电力综合管理水平
（一）强化供需平衡。注重发挥电力负荷管理系统等技术手段的作用，促进错避峰用电，平衡供需缺口，避免拉闸限电；充分发挥峰谷、丰枯、尖峰电价等价格杠杆作用，促进移峰填谷和节约用电；尝试开展需求响应，通过技术手段和市场化方式削减高峰负荷。
（二）促进结构调整。有关各方应积极保证战略性新兴产业、服务业和产品有市场、附加值高、效益明显的企业用电安全可靠，严格限制违规建成或在建项目用电，限制淘汰类、限制类企业用电。
（三）建立工作手段。积极推进电网企业电力需求侧管理目标责任考核；加快建立国家电力需求侧管理平台，发展电能服务业，扎实做好城市综合试点工作。
八、建立保障电力安全稳定运行的长效机制
（一）做好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工作。认真落实电价改革的相关措施，简化销售电价分类，扩大工商业用电同价实施范围，完善煤电价格联动机制和水电、核电上网价格形成机制。推进全国煤炭交易市场体系建设。在保障人民群众基本生活需求的前提下，综合考虑资源节约利用和环境保护等因素，不断完善居民生活用电、用水、用气等阶梯价格制度。
（二）探索发输售用电直接交易和售电侧电力体制改革试点。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和电力技术经济规律，按照《国务院批转发展改革委关于2013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意见的通知》（国发[2013]20号）要求，在售电侧逐步引入竞争机制，通过大用户直购电为主体等多种方式，培育售电侧市场，加快形成独立的输配电价机制，形成有效竞争的电力市场格局，构建政府监管下的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当前要在坚持明确输配电价、足额缴纳相关基金和附加、严格执行环保和电价政策的前提下，进一步做好大用户直供试点，开展电力用户与发、输、售电企业直接交易。支持电力富余特别是夏季水电可能大量弃水的地区先行尝试；支持风电、太阳能发电、分布式发电等通过直接交易多出力、多发电。
（三）完善电力运行调节机制。发挥煤电油气运保障工作部际协调机制的作用，不断完善调节机制和手段，统筹做好保障协调工作。加强发电生产运行管理考核，促使保持合理电煤库存，合理安排备用容量，提高火电机组负荷率，及时解决运行中的各种矛盾。建立健全停电管理考核机制，切实促进安全可靠供电。



国家发展改革委
2013年6月8日